接下來的問題，這幾十萬紡織下崗職工出路何在？
當時上海的政策，叫做“調整無情，有情操作”。
去年的10月7日，紡織“勞動力置換分公司”宣布成立，專門管理、安置“富余職工”，幫助下崗工人介紹工作、并且為她們做心理咨詢。
緊接著，各個國有紡織工廠就設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開始登記下崗的員工。
很快，上海人社局等六部門“意見”下發，鼓勵各企業、全社會吸納紡織下崗的富余勞動力。市領導也說‘要流淚了’，要求‘沒有政策要創造政策’。”
這時候的下崗這件事情，針對的主要還是紡織廠的一線工人，產業淘汰。
不過，下崗并不等于開除。原則上講，人事關系還在原單位。當時上海的政策，主要有這樣三條：
年齡大的，或者是接近退休的，就買斷工齡，等待退休；
年齡小的，勞動關系就掛在再就業服務中心，給你交社保，自己去找工作。這些被稱為“協保人員”；
還也有的“一次性交滿社保”。特事特辦，當時的政策是可以提前交社保的。
也就是說，大部分國企，對待下崗員工，相當于把以后的工資打折，提前支付。總體來講，其實當時上海下崗政策其實還算說得過去。
至于買斷工齡，當時給的方案主要是兩個，一是分房；二是給錢。
但是，不管怎樣和如何安置，轉崗給每個人帶來的都是陣痛。
而且，這種陣痛的影響是一輩子的。
國家有陣痛，老百姓也有陣痛。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下崗轉崗，它改變了很多的人生觀、價值觀。
習慣了安逸生活的工人們，不知道前面等待你們的是什么，而這時候后面的路卻已經先斷掉了。
恐懼和忐忑、憤怒和茫然，充滿了他們的內心。
這些人從來沒有自己走出門找工作，那是真真切切的、有著對于工作的渴望。這種渴望是發自內心的、最原始的，是要吃飯、要養家糊口。
更不要說，家里夫妻若同時下崗，那是真的要揭不開鍋了。根本不像現在，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要知道，這時候在紡織工廠，夫妻，甚至是一家人都在紡織系統工作，其實很普遍，這是事實。
有材料總結當時紡織富余人員的特點：年齡偏大，職工平均年齡超過38歲，36—45歲占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職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大多為“老三屆”，技能單一、技術平平的操作工占38.78，簡單勞動的輔助工占44.54，技術通用性弱，離開紡織別無專長……
可以這么說，很多的紡織工人除了手上的工作，幾乎無任何一技之長。哪怕你一次性給她再多安置的錢，她都會有一種突然失去依靠的危機感，怕坐吃山空。
另外，那時候社會上也沒有職介所，更沒有現在多種多樣的找工作的辦法。
這些人只會找領導。
同時，對工廠來說，如果轉崗，則不僅要為這些紡織女工做培訓，教她們如何面試，教她們基本的禮儀，教她們化妝。
這些其實都還是很小的事情。
但要改變習慣和觀念，對這些紡織工人來說卻很不容易。
比方講，紡織工廠出來的女工因為常年在機器旁，說話都很大聲，就很難讓她們改變習慣。社會上對紡織女工的理解，普遍認為她們都是說話聲音很大、沒有知識、沒有素養、沒有技能。
以至于有工人被推薦去做了公交售票員，按報站按鈕還以為那就是操作電腦，她說那‘太難了’;還有去廣場保潔的，認為下過雨地面就不需要再沖刷，結果挨批要被開除……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許多許多。
有紡織女工，組織了一個‘永昌女子管弦樂隊’。在此之前，她們連五線譜都不識。40來歲了卻開始學吹打，每天都練到嘴吹腫，頭吹暈。演出服裝買不起，就去拉。她們當時還管這個叫“化緣”。
還有女工下崗第二天，就去了十六鋪碼頭批一點蔥姜蒜，跟居委會阿姨打個招呼就到小菜場外面，開始學著擺起了攤位。
甚至還有工人，廠子關了仍然每天去工廠報到。她只說，我生是紡織廠的人，死也是紡織廠的鬼。工廠關停，她就搬個小凳子坐在廠門口。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最后機器拆掉、廠房也拆掉。
再講一個特殊的案例。
九三年，楊浦區有一對夫妻雙下崗，手里只剩下幾十塊錢的時候，還不懂事的小小女兒哭著要吃肉。母親把所有的錢買了肉，做了一鍋紅燒肉，拌了老鼠藥，給女兒吃了。女兒死了以后，夫妻一起上吊了。
這一家絕戶之后，上海出臺了夫妻雙方只能下崗一個的鐵政策。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上海人頭上，也是一座可以壓死人的大山。
是的，好多年以后，很多人才真正的明白，時代拋棄你的時候，連個招呼都不打。
去年10月6日，市紡織局召開“再就業工程懇談會”，市委、市政府、市總工會、市勞動局和市社保局、市國資辦、市經委的有關領導出席。會上一致同意將紡織再就業工程作為試點，提供崗位、機會、信息、服務。
這也為“空嫂”的誕生埋下伏筆。
當時上海有個滑稽戲《路燈下的寶貝》就是講再就業這件事的。
這部由上海曲藝劇團的一代名角周柏春，姚慕雙，林燕玉，童雙春，翁雙杰，李青老師等排演的滑稽戲劇情大致是這樣：
蔣大毛、蔣二毛兄弟等待業青年，常苦悶地在路燈下訪惶，被人譏諷為“寶貝”。經街道干部幫助，擬開設修車站，自謀生計。因恐技術不精，把從父親蔣阿佳處騙借來兩用車進行拆裝訓練，不料拆散后無法裝攏。蔣父原為“小業主”，對兒子搞個體經營心有余悸，遂將大毛關押在家，使其戀愛亦遭波折。后得區長吳川暗中支持，他們終于真正成了有利于社會的寶貝。
這個滑稽戲表達的主體意思，很明白直接，當然就不用細說了。
不過，這部滑稽戲能夠在上海連續演出，也正說明當時社會上，從上至下鼓勵市場經濟的一種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