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手持奏折，躬身出列，將奏折高高舉起。
朱由校看見米柱也有本奏，覺得奇怪，說道：“呈上來！”
自有御前小太監將米柱的奏折逞上，原來是他正式請辭薊遼總督的奏章，以前是密折，只是君臣溝通的一種手段，現在才是正式的。
這雖然是既定的事，但朱由校還是故意的一問：“愛卿在薊遼總督位上干得好好的，成績有目共睹，為何請辭？”
這么一句，就是要引出注明一點，這是米柱自己請辭的，不是朝廷要求的。
米柱說道：“臣只是廠衛提督，并非朝廷將領，出任總督，只是形勢危急之下的無奈之舉，現在朝廷形勢好轉，朝廷可以選用優秀賢能任之，方是正確之策，況且臣也沒有三頭六臂，也做不了這么多的事呀！”
朱由校道：“這確是一個問題，朕邊需要維新在身邊聽用呀，如此吧！記滿你兩年勤，保有后都督銜。”
米柱道：“謝主隆恩！”這件事在米柱身上尚好，在其它人的身上，簡直是絕大的災難，不說謝恩，哭都哭不出，后軍都督，只是一個虛銜，抬高級別領俸祿的方式，這才可以讓他一三品武官出掌薊遼總督，如果是從文官中選人，級別又不夠的，就會加都察院御史銜或六部尚書銜。
現在米柱所幸保有廠衛提督的差事，還算尚有活干，不至于連棲身的衙門也沒有。
都說大明重文輕武，但怎個重法？孩子沒娘，說來話長。
至正二十一年，還是吳王的朱元璋于龍灣之戰擊敗陳友諒后，廢除了行樞密院，設立大都督府，以親侄子朱文正為大都督，統領麾下將士。
那時的明軍，真個血勇彪悍，可以在戰場之上正面與號稱天下無敵的蒙古鐵騎正面硬拼硬撼，相當能打。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戰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滿朱元璋有功不賞而密謀發動叛亂，雖然朱元璋接到密報后及時處置了朱文正，但他還是決心消除大都督權勢過重的隱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設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后，軍權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數將領手中顯然與太祖皇帝朱元璋加強皇權的想法背道而馳，所以對大都督府進行分權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為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后軍五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這樣，五軍都督府就繼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掌管著除親軍十二衛之外的所有衛所，但是卻失去了調兵的權力。
明軍武將之權被削得狠，戰斗力開始下降，不復當年追著蒙古人打的血勇。
即便如此，從洪武十三年至正統十四年，五軍都督府的權力仍然很大，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管理軍戶屯田和軍事情報的獲取都由五軍都督府掌管。此外，事關帝國安危的重大軍事行動都需要皇帝和五軍都督府的都督們商議后才能決定。
五軍都督府權力很大就意味著兵部地位的低下，不僅重大軍事行動的商議兵部不得參與，就連五軍都督府的事務兵部都不得干預。這樣，兵部實際上就相當于是皇帝向五軍都督府發布調兵命令的信息傳達機構。
但是，隨著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駕崩，三楊內閣乘英宗朱祈鎮年幼之機將兵部尚書王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軍主帥的位置，這是兵部第一次觸碰到了軍事指揮權。
在王驥的率領下，明軍接連三次確定麓川之役的勝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駕馭戰爭的能力，只是有大量戰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將坐鎮五軍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這種情況下，土木堡之變的發生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土木堡之變中，英宗被俘，參戰的二十萬明軍損失過半，武將勛貴集團的中堅力量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等人和經過他們悉心調教的新生力量盡數陣亡。
而接下來的京師保衛戰中，兵部尚書于謙卻以一己之力挽狂瀾，這就給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種關鍵時刻還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謙提督京營，兵部地位開始崛起，五軍都督府的權力開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間，每遇重大軍事行動，朱祁鈺都會跟于謙商議，并且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都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就只剩下了管理軍戶戶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朱祈鎮這胡漢三又回來后，雖然通過廢除于謙所設團營、召回天下鎮守文官等辦法打壓兵部，但是隨著坑爹的石亨以圖謀不軌被誅，大明徹底由文武并重轉向重文抑武。
成化、弘治年間，管理軍戶戶籍的權力也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徹底淪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門，明軍的戰斗更是弱得不成樣子，不倚著長城，連北邊都守不住。
凡在京在外武職襲替優給，都司衛所呈送該府，奏過送兵部奏請定奪。后行奏俱改屬兵部。
正德年間，武宗通過寵幸武將江彬、設立兩官廳的辦法打壓兵部的地位，但是隨著武宗的駕崩，這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
嘉靖年間，五軍都督府僅剩的管理軍戶屯田的權力被收歸戶部，五軍都督府成為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成為了武將的榮譽職銜，此后，凡遇征戰，武將都由掛兵部職銜的巡撫或總督節制。
明軍也正式的弱到任由倭寇欺壓的地步，俺答汗也突入了長城，橫掃北直隸，以前是戰略對峙，現在是戰略守衛，給了建奴崛起的機會。
如果不是米柱出現，打壓住了建奴，二十二年之后，大明就滅亡了。
秦漢以后的歷朝歷代并沒有嚴格劃分過武將和文官，統治者對大臣最為看中的其實是文武兼備，唐代甚至還有邊帥立功后要入朝為相的慣例，這種情況下，本朝的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是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
但問題是宋代以后，為了防止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才有了明確的文官和武將的劃分，但是，文官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武將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軍事的角度出發，并且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將的培養單純強調武勇而輕視謀略，這種情況下，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會出現問題。
像宋代文官那樣從政治的角度看待戰爭的明代文官統領武將們作戰時，往往會出現一種尷尬的現象：武將領兵快速投入戰斗會被文官指責為輕敵冒進、好勇嗜殺；武將選擇等待有利時機再出戰會被文官指責為畏敵避戰、養寇自保。
這種情況下，武將就成了朝廷的戰爭機器，完全失去了戰爭中的主動權，如果統領武將的文官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還好說，一旦文官像楊鎬那樣，等待明軍的就是薩爾滸那樣的慘敗。
此外，為了防止武將勢力抬頭，文官們還拒絕一切有助于提高軍隊戰斗力的建議，比如萬歷時期戚繼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過整訓明軍的計劃，結果被掌管國家的文官否決，大明從而錯失了最后一次提升軍隊戰斗力的良機。
更加嚴重的是，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文官輕視武將、武將對文官陽奉陰違。這種情況下，文官和武將在戰爭中離心離德就成了一種必然，還有一個專用名詞呢？叫撫督不和。
正是由于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大明這十幾年出現了軍事形勢由文官的軍事素養決定的局面，當出現了像戚繼光、李成梁這樣的猛人時，尚能穩位，這些將帥不在，建奴和蒙古人就乘機崛起了。
所以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成了壓垮大明的第一根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根稻草，也是輕文輕武政策的核心。
其實只要皇帝腦子不被門夾到，肯定知道這種問題的弊端，那一個皇帝沒有努力過，但面對強大的士大夫文官勢力，皇帝也退避三舍呀！
這勢力有多大，正德朱厚照無子，駕崩傳位于嘉靖朱厚熜，他想讓自己死去的老子興獻王朱佑杬也當皇帝，生母為興國皇太后，可是和大臣們激烈博斗了三年才如愿。
至于萬歷帝，更是讓大臣們教他做人，想立自己心愛的兒子為太子，不行，必須立那私幸宮女所生那一個。
想來萬歷是相當淚奔，心中上萬匹草泥馬呼嘯踐踏而過，祖宗家業要傳給“私生子“，這是一夜情呀！一時興起，根本沒有愛呀，男人一時管不住下半身付出了慘重代價，這代價也太慘重了吧？
這表面上呢？是祖法之爭，但其實是皇權與仕權的角逐，仕權成功將皇權壓縮在紫禁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