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漢堡之行之后，保羅接下來前往的卻是蘇東一個國家，第一站就是華沙。
此時華沙街道上洋溢著喜慶的氣氛，因為政治制度改變，所有人似乎都認為西方民主就是一副靈丹妙藥，金錢會滾滾而來，而每個人都能享受自由而又富裕的生活。
在剛結束的波蘭大選中，以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眾望所歸的擊敗了所有的競選對手，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的勝利。
團結工會的那些領導人，可能政治斗爭和街頭斗爭的天賦都是滿級，就是治理國家和經濟方面就是一個大大的負數。
說實話，就算零都要比負數好很多，起碼零就是國家不發展，但也沒什么倒退，而負數就是崽賣爺田了。
其實根本不需要幾年，波蘭人民就會從這種政治狂熱中清醒過來，一團糟的經濟加上高達17的失業率，再不清醒的人也會醒悟。
于是在95年的總統大選中，瓦文薩競選慘敗。并且在2000年再次競選總統的時候，只獲得了1.01的選票。
而在當時，波蘭曾有兩首諷刺瓦文薩的歌曲風靡全國，一首是《永遠不要相信電工》，另一首是《瓦文薩，我的一億元錢到哪兒去了》。
顯而易見，一位政治人物受到這樣的“待遇”，其結局也是夠凄慘的。
不過在此時，由于剛上臺，他們依然是躊躇滿志，相信在自己的領導下，波蘭會咸魚翻身般的創造奇跡。
可是就算諾貝爾獎經濟專家，要重振經濟依然要看成績。無非就是吸引投資和就業，因此這次的新企業成立就成為了某種標桿。
而在波蘭，在現在他們的宣傳中，保羅對電影文化系統的收購已經成為了某種典型，也成為了私有化的某種成績。
解決了近五萬人的就業，并且工資福利還有大幅增長；本身國家巨額補貼的電影文化系統不僅賣了上千萬美元的“高價”，而且現在已經成為蓬勃的產業，為波蘭政府帶來不小的稅收。
這種種情況，不就證明了私有化的活力嗎？不就證明改變體制是正確的嗎？
因此保羅過來這邊準備針對性的進行投資和改革，就引來了這些人捧場。
保羅的改革主要是針對錄像帶生產線的改進，未來十年，錄像帶在北美大行其道，一直到將來漸漸地被DVD取代，然后又隨著互聯網的發展，DVD也涼了，不過現在利用波蘭這邊比較充裕的人工生產錄像帶，的確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
而且除了錄像帶，更重要的是保羅準備在這邊投產一個金思電腦的生產基地，本質上是一家大型的組裝工廠。
一些比較簡單的零件或許可以在波蘭這邊生產，但芯片等核心設備自然還是英特爾這邊供應，然后直接組裝成成品電腦在歐洲銷售。
同樣的生產廠家，保羅還和三星李合作，在韓國建立，至于華夏，還得等幾年不那么敏感再說。
這次和保羅同行的除了寧語薇還有就是吉姆了，對吉姆這位“波蘭人民的老朋友”，波蘭這邊還是相當的信任和重視。不僅因為長久以來的支持，更因為對方的真心實意。
自劇變以來，團結工會新政府也隱約的感覺到不對。歐美各國以往豪爽的資金支持一下子緊縮，而那些援助承諾的多，真正落實的就很少。
尤其是還附加了不少苛刻的條件，什么放開金融、放開市場、對外資私有化全面開放等等，一句話，吃相是相當的難看。
如此一來，那些新政府的官員心情會愉快嗎？說的再難聽點，就算侵吞國有資產，那也應該以我們為主啊？
憑什么你們這些外國資本家動動嘴皮子就想全部拿走？因此民族情緒和觀感都是越來越糟糕。
也只有吉姆這邊遵守承諾，沒什么過分的條件，也沒染指銀行等熱門的“肥肉”。并且不斷為波蘭新政府排憂解難，負擔了近五萬職工安置的艱巨任務，而且現在依然有新的投資。兩者相比較，那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因此這次保羅這個吉姆背后的大老板出現，對方也分外的熱情，一位叫做林夫斯基的部長直接道：“保羅先生，久仰您的大名。請問你們公司有什么需要解決的問題？力所能及的我們立刻為您解決。”
保羅同樣是帶著笑容道：“部長閣下，原諒我的直接，最大的難題就是安置問題，我們無意違反承諾，但同樣不能忍受某種效率低下。”
林夫斯基一下子認真起來：“那您能具體說說情況嗎？”
保羅笑了笑：“原因來自多個方面，我認為在我們私下的交流中應該坦誠，并不回避我們的問題，但也不應該回避你們的問題。”
見林夫斯基點頭，保羅繼續道：“首先的問題就是你們的貨幣貶值速度太快。雖然我們不斷的提高工資福利，但根本跟不上物價上漲程度。
這導致工人在工作時候不能安心，而且每逢發工資的時候，都有大量職工請假去搶購物資。
為此，我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適當的放寬假期，用物資替代一部分的工資發放，一部分用外幣發放，工資上漲與物價上漲掛鉤等等，但這些就導致我們經營上的問題。
我們并沒有想過削減工人的收入，但事實上卻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希望你們能夠保證匯率和物價的基本穩定。”
林夫斯基連忙承諾：“保羅先生，我們暫時有經濟上的困難，在改革期中的陣痛希望您能理解。但我們新政府會盡快解決經濟穩定問題。”
保羅點點頭，好似接受了林夫斯基的說法。他接著道：“部長閣下，其實外因問題我們可以理解，在短期內也能夠克服，但關鍵的是內因。
絕大多數的職工是很勤奮努力的，但總有那么幾個害群之馬。而他們不想著工作，就想著煽動工人運動提高福利。
我們同樣希望在合理范圍內保障工人的福利，但有盜竊曠工行為的都不能開除？而且工資福利一分都不能少？這就有點過分了吧？不僅帶壞了其他職工，而且我們畢竟是經營性企業，總不能不考慮盈利吧？”
對此林夫斯基也深有同感。屁股決定腦袋，他們是反對黨的時候，就希望街頭運動越大越好。
然而現在成為了執政黨，總得要考慮發展國家經濟吧？你隔三岔五的罷工，又哪里來的發展經濟呢？而且東歐各國的情況又有些矯枉過正。
工會確實需要保障工人的權利，但也不能無限制啊？像上面所說的盜竊曠工還要發工資？哪個企業也都難以忍受吧？
不過工會和工人運動是新政府的基本盤，林夫斯基他們也不能公開表態，反對目前這個政治正確。于是他含糊的詢問道：“保羅先生，那您有什么見解？”
保羅直截了當的說道：“我們絕不會減少五萬職工的安置，但希望能有個合理的人員流動，并且新職工的聘用會向老職工的家屬傾斜。對那些違法違紀的職工，希望能允許開除。
當然，我們會很慎重的動用這個權利，在開除之前，會與工會協商并獲得諒解。如果工會有異議的話，可以召開雙方代表共同參加的聽證會。”
林夫斯基聽了這個解決方案，感覺原則上可以接受，畢竟解決五萬職工就業的問題沒受到影響，無非是解決哪一個的問題。
不過他補充道：“我個人感覺可以試試。但我希望在聽證會上還能有政府方面的勞工代表參加？”
“那肯定最好，我們也肯定歡迎。”
事實上，保羅目前對波蘭等東歐幾國的企業的重視程度并不算高，因為最大的福利還沒過去，這兩年的核心業務是劇變期的撿漏，這些企業雖然有一些臃腫，但先養著也沒問題，精簡是以后幾年的事情。
但養著你，你老老實實的拿工資就得了，經常找麻煩就沒意思了，因此這些麻煩也是要處理的。
此時有林夫斯基的承諾，保羅道：“部長閣下，我們還將逐步進行改革，會在職工的年終獎金中納入相應的盈利分紅，讓職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真正捆綁在一起。”
一聽這話，林夫斯基眼睛一亮：“這個好！這才是讓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翁。希望你們能盡快拿出方案，能作為我們新政府私有化的借鑒。
另外告訴您一個好消息，證券市場建設將會是我們新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標之一。我們希望你們的企業成為波蘭首批的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