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之初，太學生不過五十人而已，但至東漢后期，人數則激增到三萬，竟在洛陽城內形成了專門的太學區，但即便如此，總體而言，官學的招生面還是很狹窄的。
太學生因官吏推薦而得入學，多為貴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貧寒者——雖然財產不豐，但考其家世，其實也未必低了；至于四姓小侯學，那更不用說了，向來只招收樊、郭、陰、馬四家子弟——沒辦法，因為就是這四家出資創建的呀。
說白了，中央官學主要招收貴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學，也不是對普通平頭百姓開放的。因此逮至漢末，私學乃再度大興，招生面廣，以此填補官學的空缺。比如說鄭玄在高密授課，販夫走卒皆任其聽講；盧植在涿縣，靠著織席販屨為生的劉備都能拜入門下，由此即可得見一斑。
然而漢末亂世，不但遏阻了私學的發展，就連官學亦受到極大沖擊。西晉初期的太學，規模比之東漢縮減了數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設國子學；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確規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準入國子學，五品官以下子弟準入太學，就此學校成為了官宦子弟的禁臠，世家門閥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權。至于地方官學，寥寥無幾，始終都沒能興盛起來。
原因很簡單，理論上官學生都是公費的，只招收少量自費生，則當社稷紊亂，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的時候，誰還有錢去搞教育啊。至于世家門閥，他們可以在自家內部搞族學嘛，自然也不肯掏錢出來資助公家。
裴該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門閥對教育的壟斷，唯此才能將更多寒門才俊吸納進體系中來，擴大和穩固統治基礎。想要扶持寒門，光靠考試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在缺乏足夠教育資源的前提下，寒門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為低，就算總量龐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幾個人才呢？
裴該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張不論身份高低，“唯才是舉”，自不可能無條件地傾向于寒門，甚至于寧要寒門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當關中政局大致穩定之后，他就耐著性子與群僚商議，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臺，又向郁翎等商賈貸款，好不容易才擠出了一筆教育經費來。雖說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國皆設郡學，如今這一政策也擴大到了秦州，但終究地方財政困難，就算應命，真把學校建起來，也不過虛應故事而已。裴該不打算把這筆教育經費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計劃著在長安城內，建一所規模較大的學堂，普招雍、秦、涼、梁四州子弟。
對，也包括梁州，雖然目前只有一個漢中郡為周訪所據，但就理論上而言，也算是潼關以西，是他行臺執掌之地。
學校的硬件設備好解決，長安城內本來就有很多空房子，隨便挑幾套相鄰的，前后打通便可。況且裴該還“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那玩意兒原理很簡單，此前他不過三言兩語，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領著工匠們給搞出來了，與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紙術難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開路，隨即便大量印刷五經。
但是學校的軟件卻比較煩難，最關鍵的——你得先有老師啊。
其實老師也不是太難找，就目前而言，裴該還不打算搞國民教育，他也沒有那個精神頭兒，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么很多關西士人，也包括舊日官僚，裴該與之相談，覺得毫無才具，唯能死讀書的，就都可以往學校里塞。然而老師一大群，還必須得找一個有本事，有名望，鎮得住場子的老先生來當校長，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該便想到了董景道。雖說董景道在當世為大儒，真擱到儒學史上，連浪花都翻不起一朵來——裴該前世就幾乎未聞其名——但亂世之中，關西雖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況且據裴嶷所說，董老先生“《三禮》之義，唯尊鄭氏”。
其實裴該對于歷朝歷代的儒學派別，并無研究，也不大分得出優劣高下來。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為一變，毫無節操地迎合統治階級；到魏晉又一變，化為玄學，也就是沿著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遠；唐儒復歸人事，宋儒化為理學，從此之后，這輛破車就越行越散架，終于徹底固化了國民思想，走向社會的反動面……
但就同一時期，儒學各派孰高孰下，裴該多半分不出好賴——當然啦，基于對理學的厭惡，他感覺南宋之時，浙學為上，雖說浙學和理學究竟有啥區別，他其實也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來。
然而他知道，在這魏晉之際，主要的儒學流派就是王學和鄭學，而且基本上鄭學被王學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學的始祖王肅是司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給他撐腰。雖然仍為晉臣，但鑒于原本歷史上西晉之亡和東晉之衰，裴該暗中秉持著一條原則，那就是：凡司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對，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異議，也一定要暗中設法，給他掀個底兒掉！
因此當初裴嶷推薦董景道，一聽說此乃鄭學大家，裴該便即往顧茅廬，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難說話，還給裴該出主意編纂《姓氏志》，則裴該欲用此老久矣。這回為了發展文教事業，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辭了——教書育人對于士人來說，那可是最光榮的職業啊，孔子不就是以“師”著名的么？
裴該親自出長安城相迎，將董景道接至大司馬府中，盛情款待，并且向老先生詳細介紹了長安城內新建學校的情況。他說目前師資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開召生，我的計劃是，不論出身，只要有志向學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學。
之所以規定年齡，是漢代就有年逾六十，白發蒼蒼仍為太學生的，裴該覺得這完全是浪費教育資源嘛，那種老幫菜就算學出來了，還能做什么？我搞教育是為了培養基層官吏，還真不是玩兒慈善啊。
董景道沉吟道：“不論出身，皆可入學么？還須加以甄別，以免假意向學及作奸犯科者混雜其中……”
裴該點頭道：“這是自然……”官學生自然學雜費全免，并且公費住宿，甚至公費吃喝，這些優惠條件一頒布，不知道什么阿貓阿狗都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呢，我又哪兒有那么多的資源可以浪費？
于是對董景道解釋說：“京師國子學及太學，只召官員子弟，即便漢代太學生，亦由官吏薦舉，某以為，如此則閉了不少士人向學之門，有違夫子‘有教無類’之本意也。或云當使其長吏審核身份，出具憑信，證明向無作奸犯科事，始可入學，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則一郡一縣士人難免蒙屈。
“因此將審核之權，盡付于先生，有何才具，須作何考試始可入學，入學后當遵學律，而學律如何制定，等等，請先生詳細籌劃，與我相商，以便具體行文。商議既定，條文既具，則無論招收、開革，權在先生，行臺絕不掣肘。”
說到這里，裴該微微一笑，打比方說：“譬若某人曾犯國法，既已得赦，則先生若觀其為可造之才，有悔過之意，亦可錄用；設若我家子弟，身入學校而違律，只要證據確鑿，先生亦可放心開革，我絕不為彼等說情。”
此外裴該還計劃著，把教育經費全都下撥給董景道，由他自主籌劃，包括召多少學生，怎么開飯費等等。以后行臺也會按年統籌出一筆資金來，源源不斷地供給，老先生只需要把賬做好了，由行臺派員前去核查即可。
董景道聞言，表面上不動聲色，眼中卻分明閃爍著欣悅的光芒，便即朝裴該拱拱手：“多謝大司馬。”裴該笑道：“此為國家，非我個人之私，先生何必道謝？唯愿天下才士，咸出先生門下，他日為吏做宰，可以振興社稷。”
隨即二人乃開始就辦學的細節問題，展開討論。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但既然裴該已經開出了那么好的條件，基本上算是給錢給政策，讓他獨立辦學，也便不宜再爭了。何事不喜呢？就是“校長”這個名號。
長安行臺辦學，當然不能再叫太學、國子學，裴該即取漢代地方學、校、庠、序四級的前兩字，稱為“學校”——在老先生想來，必是如此來由。這倒是無所謂，可是為什么要叫我“校長”呢？
一則校在學下，我憑啥不能叫“學長”？二則“長”字用作官稱，并不尊貴，譬如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再譬如大司馬三軍中，隊以下三級主官才稱長，再上就稱督乃至帥了。
所以老先生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為“學令”，再不濟模仿中央，直接叫博士也成啊……算了，不跟大司馬糾結這些細節問題了，我先做幾年校長再說吧。
董景道與裴該大致商議定了，便即退歸為他準備的精舍，去擬定辦學的計劃書。但計劃書還沒能報上來，裴該便即得到裴詵急報，說平陽內亂，劉粲已然揮師北上了。
于是急召幕僚們商議，大家伙兒都說，可以命甄隨趁此機會奪占汾陰和聞喜，從而收復河東全郡。尤其是裴家那幾個，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雖說其實很多人打出生就沒怎么回過老家——偏偏劉粲堵在臨汾和絳邑之間不走，則為了大局考慮，只好先忍著，如今終于忍無可忍，不必再忍啦。
幾名武夫想得更遠，郭默當即建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劉粲、劉曜相爭不休，我軍正好趁機北上，擊其虛疲，直下平陽！”
陶侃也說：“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用郭嘉之計，先縱二袁相爭，然后趁間取利——臣以為是其時也，當命甄隨收復河東后，繼續北上，尋機或可再克復平陽。”
諸將都說，平陽是胡漢根基所在，即便死馬，也有幾斤骨頭，光靠甄隨一旅之眾，恐怕難克。就此紛紛請令，希望能夠帶兵上陣，增援甄隨。
然而度部掾柳卓卻連連搖頭，說：“倘若糧秣物資充足，我軍早便下河東而向平陽了，何待二劉相爭啊？而今府庫空虛，若非日前周士達遣人資供，早已入不敷出，恐怕我亦一頭撞死在明公駕前了……豈有余力，再供輸更多兵馬北上哪？”
所謂“周士達遣人資供”，是指楊虎在漢中屯積了不少糧食，周訪本來糧秣將盡，既得進入南鄭，一下子就吃得滿嘴流油。然而漢中雖然多年積聚，糧秣豐足，武器裝備卻比較稀缺，周訪正在煩悶，楊虎獻計，說咱們不如拿糧食去關中換兵器吧。
因為此前裴該利用郁翎等商賈，就跟楊虎做過買賣，雖然雙方乃是敵國，而且還見過仗——楊虎曾經奉李雄之命，北出應援過楊難敵——不宜官方交往，但可以通過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
周訪因此便取出萬余斛糧草，供輸關中，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不過周士達并沒有明言交換，他派女婿陶瞻前來，自稱是因為大司馬此前派兵策應，又命上洛郡守裴軫送糧——雖然沒派上用場——故而特意貢獻以酬恩德。特命陶瞻與其父陶侃私見，備言漢中甲杖如何欠缺，不便抵擋巴氐的侵擾，陶侃會意，當即上稟裴該，請裴該以數十領甲、數千柄刀、數千支矛，及少量弓矢下賜。
然后當然也會說，關中正缺糧食，漢中若有，可再貢些來；關中兵器尚有余裕，漢中若乏，也可明打申請。
——這就對了嘛，同朝為臣，上下級之間，做什么生意啊？我們是正常的貢獻和賜予關系。
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來，陶侃就和顏悅色地問道：“既下聞喜、汾陰，搜其府庫，及命縣中大戶供應，頗能得糧。但不知預估其數，及府庫所有，可再出多少軍啊？”
柳卓沉吟少頃，手指攏在袖子里盤算了一番，回應道：“最多五千軍……聞喜、汾陰所有，難以估算，若計點府庫現存，則以兩千為宜。”
郭默連聲道：“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