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聯，你可知道，現在中國的海港檢疫權還在外國人手上，如果我們能借助這次會議把海港檢疫權要回來，這對國家、對民族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通過這次疫情，我們已經證明了，我們中國人有能力檢疫、控制好疫情，所以為什么還要把這項權力交給外國人呢？”這項工作同樣也是伍連德完成的，不過并不是現在，而是在1930年，沈隆覺得這個時間點似乎可以提前一些。
所以海港檢疫權，顧名思義就是在海港檢驗外來疫情的權力，這項工作日后歸屬海關檢驗檢疫局管理，在幾乎所有國家，這項權力都是歸屬本國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國，這項權利卻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中國現代的海港檢疫歷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廈門，當時是為了應對暹羅和馬來亞爆發霍亂的威脅1873年7月，曼谷發生霍亂的警告傳到了上海，海關醫官亞歷山大賈米森醫生草擬了4條暫定檢疫章程，并且針對所有從暹羅駛來的船只實行檢疫。
廈門海關醫官萬巴德醫生在確認英屬海峽殖民地爆發霍亂的消息后，也針對有疫港口船只實行了檢疫，乘客在進入內港之前都會經過檢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對暫定檢疫章程進行了修訂，擴充到了8條，該章程規定，“凡傳染疫之指定，應由海關監督及領事團定奪之迨傳染疫定后，輒由海關監督，通知海關理船廳及吳淞主任官檢疫醫官應編制報告，以報告理船廳及其長官與關系領事官凡有違犯此章程者，應由各自國家長官處罰。”
由此，海關掌握了海港檢疫權，而外國領事團也借口治外法權對中國海港檢疫事務橫加干涉中國各個港口雖然此后相繼開辦檢疫事務，但檢疫權大多操縱在外籍醫官手中。
必須提到的是，在如今這個時間段，港口醫官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肥缺，尤其是在兩個重要的移民港口汕頭和廈門，在前往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和海峽殖民地的過程中，疫苗注射證明是必備證件。
每個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輪船離開港口，醫生能夠從每個乘客的身上撈取1美元，而醫生收取的所有費用都被認為是其合法規費的一部分因此，對于一個身處此位的醫生來講，其收入規模之可觀，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經在英國醫學雜志和柳葉刀的欄上，經常可以看到轉手廈門和汕頭“肥缺”的，開價為50006000英鎊，并且竟然還允許分期付款和一次結清兩種付款方式，這可是二十世紀初的英鎊啊。
這時候一英鎊差不多等于七庫平兩白銀，也就是說一個港口醫生的缺價值高達三四萬兩白銀，這時候買個道臺才多少錢？
慶親王奕劻和大臣那桐開設慶那公司賣官鬻爵，對官職明碼標價，一個郵傳部尚書才只要三十萬兩白銀而已，盛宣懷出了三十萬就拿到了這個職位，而區區一個港口醫官的售價就能達到尚書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光收錢也就罷了，他們還在檢疫的過程中任意凌辱中國人，借機敲詐勒索，可以說是無惡不作，要是能借著這個機會收回港口檢疫權，則善莫大焉！”沈隆給伍連德詳細說明了港口檢疫權的重要性。
“中國必須收回港口檢疫權，一是為國人設保障，拒外疫之來侵，謀國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檢疫權操縱于無專門學識之外人為最恥以致吾國為東方病夫三是檢疫費用被外人貪瀆四是海口檢疫為國家要政，若歸外人包辦，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國體，應即收回，蓋此權為外人主辦者，為現世所未見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只有吾國而已。”伍連德很快總結出這一行為的必要性。
“這件事對那些港口醫官是天大的事情，不過對各國使館來說卻是小事，如果是大事，我們想拿回來恐怕不容易，這種小事或許還有可能。”沈隆還是很現實的，類似租借權、采礦權這種大事，依照目前的情況，那是想也不用想。
不過港口檢疫權最重要的利益方只是那些港口醫官而已，“按照如今國際通行標準，想執行港口檢疫權必須要具備以下條件：一有合格之衛生人員，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滅鼠器，四有合格之檢疫所及隔離所，五有合宜之細菌研究室，六有傳染病醫院，七有安全自來水，八有傳染病統計報告。”
“而如今魔都、廈門、廣州等主要港口，從外國留學歸來、熟悉西方醫學、有能力做檢驗檢疫的醫生為數不少，他們完全能代替洋人擔負起這個責任來而我們這次對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證明了這一點！”沈隆說道。
于是沈隆和伍連德一起起草了文書，將這件事詳詳細細寫了上去，拿去交給施肇基，施肇基考慮許久之后，利用會議間隙和各國大使進行了協商，沈隆和伍連德也竭力證明中國的確有這個實力，并利用各個國家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說服。
結果，等會議結束的時候，這件事兒還真被他們給辦成了，伍連德擔負起組建中國自己的海港檢疫部門的重任，馬上高高興興地去籌集款項、招收人員，準備從外國人手里收回海港檢疫權，沈隆也和他一起制定了這個部門的組織架構、管理條例等等，同時從自己學校、醫院里選了幾名能力出眾的年輕人去幫他。
消息傳回京城，正處于風雨飄搖中的朝廷大感振奮，各地的報紙也對此大書特書，說這件事大漲中國人的士氣，因此，繼在東北獲得了萬家生佛的稱號之后，沈隆和伍連德又有了新的頭銜，多家媒體都稱呼他二人為民族英雄。
等會議結束，沈隆在東北的事情也干完了，準備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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