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對于哪一個商人來說，社會上的重大變化往往都意味著最大的生意機會。
作為共和國來講，打開國門之后，來到首都的外國人越來越多，這便是當代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這一點對大部分京城人來說，其實并不太難感覺到。
因為天安門廣場上，故宮前，王府井，使館區這幾個地方，各種膚色的“歪果仁”一直都在與日增多。如果以年來計算，更是以幾何速度來爆炸的。
還有，“京城飯店”、“友誼賓館”這些涉外賓館越來越人滿為患，甚至新開張沒多久的“建國飯店”，入住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聚德全”在京的幾家門店，如今每天接待的顧客已經有四成是外國人和港澳同胞，更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只是感覺到這種變化是一回事，但懂得窮人要和有錢人做買賣這個道理，能清晰地把這個現象與賺錢聯系在一起，卻是另一回事。
整個京城也僅有不多的聰明人，才注意到了這些洋人本質上是一個個流動的錢包。
像倒騰外匯券的“黃牛”們是一批，從外交公寓的外國人手里“收破爛”的有一批。
也有教外國人漢語的，幫外國人做翻譯的，甚至還有出賣肉體陪外國人睡覺，或是傍著外國人，狐假虎威，行騙懵錢的。
而就是這些聰明人，也沒有一個能像洪衍武這樣獨具慧眼，發現旅游商品這塊大蛋糕的。
因為實事求是的來講，旅游商品這個概念在我國一直都是沒有的。
過去，我們對外國人的生活毫無限制，這些傳統玩意也實在沒什么新鮮的，外國人來到京城，想買這些小玩意，隨處可以賣到。
同時我們的商家又一直把古玩、茶葉、絲綢、繡品這些高級商品當成普通的買賣來看待。
只要進店都是客人，掏錢就夠了，誰管你是出于什么動機來買呢？
所以也就從未有人把這種特殊的市場需求單獨區分出來過。
但改革開放之后可就全然不同了，改變恰恰從這時開始。
一方面是共和國對入境的外國人管理嚴格，限制很多，購物、吃飯、住宿都必須在指定地點。
另一方面，傳統工藝品的生產長期不受重視，在“運動”中日益凋零，民間藝人幾乎不復存在。
而眼下私營經濟的恢復又剛剛才開始起步，重新開始做買賣的操業者甚少。
于是老外在這方面的需求便很難再得到滿足，一個需求龐大卻幾乎毫無競爭的市場也就這樣形成了。
實際上不少來華夏旅游的外國人都是“揣著錢來，又揣著錢回去”，還常常會抱怨說“華夏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旅游紀念品的國家，京城是唯一沒有旅游紀念品的首都”。
以洪祿承的眼光，一經洪衍武提醒，是很容易就看到其中蘊藏的厚利的。
那么由此可知，洪衍武能“想到”這一點，在他爸爸洪祿承的眼里，是多么的“有創意”啊。
事實上，盡管嘴上沒提起過，但老爺子的內心，是很有點自愧不如，相當佩服兒子的。
但反過來呢，談到具體經營和規劃方面，可就該換成兒子來佩服老子了。
說實話，洪衍武也有點本事不假，他自己把其他的幾樣生意不規劃的挺好嗎？
可別忘了，他經營上的優勢主要還是體現在制度制訂和掌控人心上。
額外的一點小聰明都體現在了怎么發現渠道、運用渠道和有效利用現有條件、如何降低成本上了。
這點本事，主要得益于他過去房地產商兼顧流氓的從業經驗，和重生帶來的“遠見卓識”。
但他的弱點恰恰在于從未涉足過需要不斷開發產品，為大眾提供長期服務的實體行業。
說白了，他這個野蠻生長的投機主義，是完全跟著記憶中的熱點走。
市場上缺什么就賣什么，什么利厚就賣什么。而對于產品和服務的認知，卻完全是初級認知。
想想看，他之所以從“花城”進貨，讓底下人就認準牛仔褲，不就是怕踩錯步子嗎？
這本身就是一種欠缺能力的表現。
而他這方面的缺陷，在商品緊缺的時代還不會太明顯。
但如果沒有了重生優勢，一旦進入百花爭鳴，人們的需求變得多樣化的時代，他就該越來越感到頭疼了。
如果按洪祿承的理論來看，這也就是習慣了靠渠道撈偏門的副作用了。
那么如果讓洪衍武自己來規劃旅游商品的話，按他的設想，應該就是全面撒網，遍地開花的游擊戰。
凡是有外國游客的地方，就該有他的人。
至于具體商品上，只要有民族特色，成本低就好，拿過來打著純手工的旗號就賣唄。
反正是殺“外國豬”，又不會有回頭客，摟頭按脖子就一刀，能放多少血放多少血。
但實話實說，如果真的要按照這樣去辦，痛快是痛快了，恐怕收益就會大打折扣了。
因為他忽視了一點，旅游商品和他從事的其他生意最大的區別就是，那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剛需”，也不是“癮品”。
千萬別拿外國人當二傻子，人家買這些東西不過是心情愉悅下的錦上添花之舉。
買可以，不買也可以。哪兒能明知道是坑還往里頭的跳呢？
必須得看上眼，真心喜歡，價格還得合適才行，不會跟著你的指揮棒轉悠的。
事實上，失敗的例子早已存在。
洪衍武有所不知的是，其實政府的相關部門也沒他想象的那般遲鈍，并不是沒有注意到旅游購物的創匯機會。
早在1979年，京城的有關部門就制作出來一些旅游紀念品投放市場。
比如為“聚德全”生產的燙有“京城烤鴨留念”的燙花冬青木筷，具有烤鴨店特色的小國畫、明信片，和體現該店特色的包裝盒、包裝紙和彩色畫頁。
頤和園也有“面人郎”捏制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貴妃醉酒”、“紅樓夢”等作品，以及書法家孟慶甲的指書作品。
此外，京城的首飾廠還與景區聯合生產了一百五十余種旅游紀念品。放在景區和賓館、飯店里出售。
但即使這樣仍舊于事無補。外國人的不滿并沒有得到有效好轉，仍舊怨聲載道。
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擺脫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錯誤的認為生產出什么，人家就得買什么。
生產出來的東西不是沒有特色，讓外國人不感興趣。就是太雅，文化隔膜太大，外國人根本理解不了。又或是直接被外國人當成了宣傳品。
再加上窗口式的死板銷售是一種很被動形式。
所以這些玩意只能創造出很少的局部效益，總體情況十分不盡人意。反落入一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處境。
為此，我們的旅游部門不免發出了“外國人究竟要買什么”的哀嘆，企業生產者也發出了“旅游業需要工業部門生產些什么”的疑惑，相關研討會更是就此問題開展了無數。
但由于這些官老爺和企業管理者，無不是從上往下脫離實際的俯視。連從游客處境出發的視角都找不到，那又何談解決問題呢？
這也就導致我國的旅游業中，商品經濟這一環，幾年來一直是停滯不前。
總之，要按洪衍武的辦法來，和政府相比，他頂多是銷售方法上靈活了一些。
但恐怕由此引發的不滿會更重，因為外國人可沒咱們老百姓這么好脾氣，挨了騙那是要急眼，要投訴的。
而政府部門對洋大人的反饋還是滿重視的。
那也就是說，即使能賺錢，也就變成“倒計時”了。挺好的項目，干不了多久。
到時候，最難受的恐怕就是兆慶，讓洪衍武給坑一道是在所難免的了。
所以說萬幸萬幸，這事兒還有洪祿承給把關。
老爺子聽了洪衍武的想法，當場就指出隱患所在來了。
而且還給出了切實可行，非常明確的合理規劃。
一，商品銷售范圍就固定在兩個地方——故宮與長城。
因為外國人對京城的了解，其實大多數人也就知道這兩個地方。
如果旅客的時間有限，要做選擇，首先要去的也就是這兩個地方。
再加上洪衍武想安置的人只有三十多，真是全鋪開了，既不好管控約束，也增添了聯絡的難度。辦執照都不好辦。
那又何苦再去別的地方呢？
倒不如專門在這兩個地方下工夫，不但方便了，投入集中，回報也會集中。
二，在產品的定位上也一定要準確。
首先就是特色問題 從外觀上講，堅持民族特色，能具有故宮和長城的特點為上。
實用性上，最好不僅僅是裝飾品貨擺件，有一定使用功能和趣味性為好。
但最關鍵的是卻是尺寸和重量，因為根據游客的特點出發，東西必須得小巧，好攜帶才行。
其次是價格和經營品種問題。
品種不用多，但得分出層次來。
按照銷售價格高中低，對應著工藝的難、簡、易。
大致一種價格三種商品，這樣也就讓顧客有了選擇的余地。
最后那就是生產方面的問題。
保證質量是必然，但工藝不用太復雜，反而越簡化越好。
能用機械的笨功夫，一定要脫離手工操作。
同時也可以考慮買一些市面廠常見的東西做深加工。
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產量，搶占市場份額。
嘿，沒的說，洪祿承這一條條可都是價值連城的實際建議啊。
洪衍武當時一聽就喜不自勝。連連點頭表示自己考慮不周，這又學到了東西，一定照做。
嘴里還止不住的臭貧呢，那一套又來了。
“您可真不虧是我爸爸，這才叫正格老牌兒的資本家！就這本事，天生就是為做買賣而生的，您說您這么待在家里多浪費啊？都賴這破世道，我看要讓您管商業部，咱國家經濟早騰飛了……”
自然，曾經一度有可能落在兆慶腦袋上的隱患，也就于無形之中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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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