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宋銀行真的能變紙為錢嗎？不會又和錢引一樣，最后鬧得不可收拾吧？”
趙楷、武好文、武好德三人前腳離開了崇政殿，何執中、紀憶、張叔夜三人就到了。
前一段時間趙佶拍板敲定了“改軍制”、“建封國”和“均田地”三項大政。拉開了史稱“政和維新”的改良運動的序幕。
不過敲定大政是一回事兒，實施大政是另一回事兒。因為現在的朝廷沒有錢！沒有錢，當然得想辦法搞錢了。
而容易來錢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搶！二是印……
搶錢一要有強兵，二要有富而弱的敵人。
現在大宋的兵其實不弱，差不多是世界第三，只可惜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就在宋朝身邊。
而且一幫富而弱的國家又距離太遠，搶起來不方便。
當然，不方便也得去搶！
周國在搶，宋國怎么能不搶？
搶錢也是“師周變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嘛，國際先進的搶錢經驗，怎么能不學習引進？
可是靠搶來錢還是太慢了，現在也沒發現有金山銀山的新大陸，日本國的金銀大開發也沒開始（其實也沒多少人知道日本有金銀），所以只能想點別的辦法。
比如開動印刷機，把紙變成錢！也不必多變，能變出幾個小目標，就能徹底改變錢荒的困境了。
但是“變錢”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變出來的錢盡量不走財政路線發放出去，而要走金融路線發放出去。
因為走財政發放出去的是基礎貨幣，而走金融發放出去的則是債務。
債，理論上是要還的！
這也就給了國家一個急剎車，可以在貨幣發生危機的時候猛踩，把貨幣危機變成債務危機。
后世臭名昭著的美聯儲干得就是“踩剎車”和“踩油門”的差事。當通脹上升到一定程度，美聯儲就會通過加息等方法收緊銀根，提高借貸成本，使得多余的錢流回金融系統。
因為錢是以債務的模式放出去的，所以收銀根和提利率可以有效收回流動性，讓錢變得昂貴，商品變得廉價。
而要做到以債務放錢，就必須有一個中央銀行作為“最終借貸人”來管理流動性和利率。決不能讓中央銀行變成財政部的出納……否則被大量釋放出去的，就不是債務，而是不可回收的貨幣了。
武好古不是經濟學家，當然也不懂得這些原理。他只是在抄后世的一些制度，而且他也知道不加控制亂印鈔票是不行的。所以才設立了大周銀行，又將發鈔權一拆為二，分別由大周銀行和大型商辦銀行控制，形成制約。
而這種謹慎的紙幣發行方式，現在又被紀憶抄襲，送到趙佶跟前了。
而且紀憶也不是簡單的照抄，而是進行了一些升級。提出了設立大宋銀行監理會的構想。
紀憶緩緩說著：“陛下，錢引之所以會鬧得不能收拾，主要就是因為發行多少不予公開，不受天下人的監督。甚至連錢業行會中人，也不知道朝廷印了多少錢引？所以也就無從應對調控，使得危機一發，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紀奸相頓了頓，又道：“所以臣建議設立大宋銀行監理會，讓有權發行銀行券的大商行和錢業行會還有沿海五大商市共同派出監理，同朝廷指派的監理一起管理大宋銀行。
這樣就能把各方面都捆在一起！在發券的時候加以控制，在發生擠兌的時候和衷共濟，共同應對。這樣就不會壞事了。”
其實錢引超發并不嚴重，之所以會崩盤，就是因為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小算盤，不僅不合作，而且還互相拆臺。
比如銀行方面借著錢引超發給財力不足的“錢莊”設套！
而蔡京這個能臣應對錢引危機時也極其不專業，既沒有調動資金托市，也沒有準備足夠的專營物資去應付擠兌。
反而在危機發生后讓錢引主動貶值，從770文貶到了400文——蔡京在下令開封錢業行會以400文托市之后，又逐步下調了錢引兌換專賣物資的價格。此舉打亂了紀奎再次抬高錢引的布局，也讓錢引的發行陷入了長期的停滯。
此外，這次貶值還造成海路市舶司拒收錢引——海路市舶司是搞包稅制的，而包稅者上交的必須是金、銀、銅錢，不能用錢引充稅。
可與此同時，朝廷又規定錢引可以用來繳納商市過稅和住稅。而且是按照面值抵稅！
在錢引貶值后，朝廷又沒有辦法及時調整錢引抵稅的數值。這是因為錢引價格一直波動，而開封府的朝廷又沒有辦法及時得到京東商市的行情。所以各大商市干脆拒絕錢引抵稅。
這樣一來，錢引的流動性就一落千丈，現在已經淪為了專賣物資的提貨券。
不過到了這一步，錢引也不是不可救藥。畢竟才貶值了不到50，后世跌得比它厲害的紙幣可比比皆是啊！
可是接過少宰兼中書侍郎一職的紀憶，卻主動剝奪了錢引的貨幣功能。
因為他想將錢引置于反面教材的地位上，以便為同本位銀行券的發行，創造出最好的條件。
趙佶看來被紀奸相給蒙蔽了，點點頭道：“紀卿所言甚善，是該讓各方面均沾利用，共擔風險。可是這次錢引風潮起于京東商市和天津，等開封府的朝廷知曉，已經過去許多天了。就算各方面能夠同舟共濟，也有些遲了吧？”
紀憶一聽，先笑了起來，他正想和趙佶談這事兒呢。
“陛下英明。”紀大奸相說，“如今天下之浮財，八成匯集東、南沿海，中原只有一成，天下其余各處共一成。而東、南沿海之浮財，又半在京東、天津二商市。
所以大宋銀行的本店不宜遠離京東商市，否則一旦有急，根本來不及調運銅錢。臣建議將大宋銀行總店、金庫、鑄幣工場全部設置在徐州治所彭城。
徐州乃是冶鐵、石炭、瓷窯、漕運重鎮，自古也是鑄造銅錢之所在。而且又將建成二十四角大堡，足以震懾東南。如果將銀行總店、金庫擺在彭城，應該可以萬無一失。
如果京東商市發生擠兌，則立即可以從彭城調集銅錢水運往京東，以穩定市場。”
把大宋銀行的總部、金庫、造幣廠都擺在徐州其實是個必然之選。因為大宋的銀行券是銅錢本位，這銅錢多重啊？一旦京東商市發生擠兌，怎么可能從開封府調集銅錢去應對？一千多里地呢！而且運河在冬季還會結冰，根本沒辦法運送銅錢。
而徐州距離京東商市只有三百五十里，又有一條運河直接相連，就算在冬天這條運河也不大會結冰（有時候也會凍上的），運輸方便，成本也比較低。
而且徐州和京東商市之間的經濟往來非常密切，徐州是工場，京東是店面。兩處其實是一個經濟圈，許多京東豪商在徐州也有產業，經常往來兩地。
一旦京東出現擠兌潮，大宋銀行只要在徐州敞兌就行了，不必把銅錢運往三百多里外，商人們自會拿著銀行券過來兌換。
“紀卿，你是想把天下鑄錢之業都集中于徐州嗎？”趙佶眉頭一皺，已經感到幾分不妥了。
宋朝在全國各地設置了許多錢監鑄造銅錢，效率當然是低下的，質量也沒啥保證——都是官營工場嘛，而且在四川還鑄造坑人的鐵錢！
這些狗屁倒灶的事兒里面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坑，但是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貿然改易，只怕會嚴重影響到銅錢生產。
“陛下，”紀憶連忙解釋道，“錢監太多，管理不善是本場屢次發生錢荒的主因。只有集中鑄造，統一成色和樣式，規定合理的含銅量，才能保證錢荒不再發生，劣錢也不再泛濫。只有把銅錢理順了，和銅錢掛鉤的銀行券才能順利發行流通。銀行券得以流通，朝廷才有可能以低息借錢發債。從而緩解財政困局。使得各項新政能夠穩步推進。”
宋朝的錢業何止一個亂呢！后世錢幣界有一個說法，如果看到一下子認不出來的銅錢，就說是宋錢，一般都能蒙對！
可見宋朝錢幣之亂！
而宋朝錢幣的亂又主要集中在“含銅量”和“當大錢”兩大頑疾上。含銅量不科學，忽高忽低的也沒個準數。結果含銅量過高的銅錢被奸商銷毀煉銅，而含銅量過低的銅錢又流通困難。
至于“當大錢”則是個更大的坑，一枚大錢就要當十當五的使用，簡直就是赤果果在豪奪民間財富。而鑄錢的門檻又不高，結果當大錢經常被民間私鑄，反過來又造成朝廷的損失。
最后當大錢又在朝廷的詔令下自行貶值，從當十掉到當三、當二去了……
在這種銅錢都沒有理順的情況下，要發行銅錢本位紙幣，基本上是開玩笑，不大可能成功的。
所以紀憶版金融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統一鑄幣，鑄造一種含銅量合適的“白錢”，也就是摻了一定數量雜鉛的銅錢，使之成為最基準的貨幣。
而要統一鑄幣，可就牽涉太廣了，鑄錢可是大利所在啊！趙佶的眉頭微微皺起，也有點覺得扎手了。
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