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在牧野平心靜氣地進入長屋聯盟海法沙的部落，進行觀察牧野土民的生活態度、文化融合。
大洋上隸屬合興盛的武裝商船再一次將數以千計的士兵送至英格蘭。
或者說，是夷蘭島。
大體上來說，命名、歧視這些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的往往是自己的喜好與內心。
艾蘭與夷蘭被人們合稱為艾夷群島，這個名字并不見于東洋軍府任何官方文件之上，但卻流于人們內心之中，口口相傳。
這個名字最初，出自大明為遠征海外從朝鮮南部、日本東部招募的軍夫，他們文化程度低下、字也不認多少，無法指出正確的名字，更不會說。
盡管文字相通，但同樣一句話發音不同，就算發音同了，語序也不同。
漢語是主謂賓：我吃飯。
朝鮮與日本的語言則是主賓謂：我飯吃。
況兩國過去，幾乎與這個時代的歐洲相同，都是貴族階層才能學漢文，平民百姓連本國的東西都沒機會學。
對周邊諸國而言，強盛而有力的漢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借此學習中原的文化、科技，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阻礙其本國上下階層的交流。
比方說朝鮮，說話和寫字不一樣，這事多讓人難受啊。
如果百姓能跟貴族說上話，貴族張嘴：“你飯吃思密達？”
“我飯吃思密達！”
交流還是比較順暢的，可平民沒什么機會能見貴族，要學習得看書、看文字，一句說起來是‘我飯吃思密達’的話，寫出來卻是‘我吃飯’。
非常不便于理解，自然為學習提升了很高的難度。
李氏朝鮮第四代世宗大王就已經認識到漢文給交流帶來的不便，設諺文局廣招學者，把漢字拆了對標朝鮮語音，來創造文字。
可這東西沒啥用，因為那會不是先民高唱詩經的時候，那已經是明英宗朱祁鎮時期了，漢字發展極為成熟，根本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真正成功的去漢字運動，是二戰后的韓國，干凈徹底，也造成一個無法挽回的問題，韓國青年無法查閱本國史料。
因為不學中文，他就看不懂以前人寫的什么。
所以他們就算知道大明人把一個地方叫什么，也只能學出語音，卻不知是哪個字。
到了海外也是隨意拼湊，偏偏許多人都住在東洋，還因是第一批加入漢文學堂的人物，混上了教書先生之類的公職。
說起來，可能這個世界的人物并沒有如此感觸，但世界已經回到了本來的模樣，好像二三百年前的地域認識。
沒有這個國、那個國，朝廷只有一個，它在北京，過了長白山，就叫高麗地面。
因此他們給別人起這些名字，很正常，像艾夷群島，直接把倆大島的人都鄙視了。
他們覺得這里離大明遠，太遠了，比他們出身地面遠得多，該鄙視。
反倒是大明人普遍沒有這種情緒，這不是因為大明人好，而是他們單純地鄙視所有人，以至于能一視同仁。
就好比說一個人坐擁二十萬畝田地，叫土地兼并；要是這個人擁有七百萬頃田地，那就只能叫土地國有了。
像東洋軍府，就在亞洲擁有一百四十七萬頃地，實現了土地國有，把它們分給移民不準買賣，田荒了就收回，沒田的人還能再找軍府要。
不過對英格蘭的官員、倫敦知府湯顯祖來說，沒什么好鄙視的。
在倫敦府衙，北方的戰爭仍未結束，且軍府人員一致認為很難結束。
女王伊麗莎白被押送上船，舊都鐸王室煽動貴族對愛爾蘭的殖民屠殺、對普州、對明軍的一切丑化都成為其作為戰犯的證據。
但都鐸王室的統治滅亡并不意味著這片土地迎來長久和平。
德雷克的叛軍依然勢大，盡管其在不久前才剛因攻打府城被應明領軍擊敗，從叛軍被打成海盜，但很快北方就再度傳來其在蘇格蘭登陸，卷土重來的消息。
而在普州到倫敦府、倫敦府到蘇格蘭的廣闊山野，盜賊蜂起。
舊貴族治理地方的體系被全面推翻，新的官僚體系卻沒能完全覆蓋，缺失的統治空間很快被逃亡的舊貴族與亂軍占領。
從艾蘭王國一路扯旗到英格蘭的劉汝國也有力不逮，隸屬東洋軍府的精銳旗軍與大量牧野兵疲于奔命，各地反叛如同按下葫蘆起了瓢。
這樣的局面幾乎快把普州參將應明逼瘋，他的親兵魏進忠為主分憂，獻出內外二計。
魏進忠認為，如此局面，對外明軍應依照英格蘭對愛爾蘭的傳統作風，對舊都鐸王室的反叛支持者進行屠殺，從郊野的村莊到中心的城鎮，將參與反叛者不分男女老少殺個干凈，從根源上解決反復叛亂的潛在兵員。
對內則使用西班牙在新大陸的手段，進行強硬的高壓管理，并持續地害死男人留下女人，用三代人的時間解決掉這個麻煩。
盡管每一個東洋旗軍都受過相同的、對亞洲原住民的同情教育，但人類在養尊處優之時表現出的永遠都只是上限。
而在困頓痛苦時才會表現出下限，尤其這種同情教育一定程度上換個角度就會變成復仇思想。
東洋軍府同情教育的出發點，我們是華夏、他們是諸部，如果他們在商周出現大家就是死敵；但在這個時代的新大陸，面對更遙遠的歐羅夷，他們也是我們，一種更弱小的我們，需要保護。
這就造成東洋軍府旗軍對原住民有保護情緒，但對歐羅夷則會有更多復仇心態。
魏進忠提出這一殘忍計劃并不奇怪，甚至就連應明認可這一計劃都不奇怪。
好在倫敦府還有湯顯祖。
湯顯祖并反對這一計劃的殘忍，他們一起生在這個殘忍的時代，人們千方百計避免戰爭，因為史書古籍上記載了太多戰爭帶來的前車之鑒。
但當戰爭爆發，他們也更清楚戰爭中會發生多少殘忍的事情，也很清楚戰敗后敵人會對他們做什么。
因此不能輸，才是所有人的共事。
湯顯祖反對，是因為下作——西班牙人曾施與新大陸原住民的手段太過下作。
即使統治一片土地，也許勢必會出現大明男性在婚姻上的優勢、也許結果與實施這樣的計劃并無區別。
但湯顯祖作為倫敦主官，他認為封疆大吏、邊臣武官有沒有有意識地推動、鼓勵甚至有計劃地去施行這種政舉，有天壤之別。
“還請將軍暫熄怒火，湯某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