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楚王現在就表態不干涉宋國，不太現實，局面還未穩定，各國還在觀望魏韓的態度，楚王在內部也必然面臨著貴族的巨大壓力。
但那些派出去測繪的人，當初說好了可是為了繼承大禹遺志，一切與戰事無關，這是各國都承認了的。
這件事楚王還是可以下令禁止傷害的，只是現在遲遲不下令，怕也是有用墨家安撫貴族的意思：戰或不戰，未可知，請貴族們稍安勿躁。
自苦以極派的意思也是簡單明了，以暴制暴，以恐怖對抗恐怖，以殺戮對抗殺戮。
以暴制暴有時候是最好的辦法，就像是搶劫殺人一樣，講道理固然有用，但抓到后判處極刑更為有效，用死亡的威懾來讓對方投鼠忌器。
重要的是墨家確實有依靠刺客殺貴族的能力，適考慮一下道：“這也的確是個辦法。”
“一方面和楚王交涉，另一方面以恐怖為威脅，他敢殺我們的人，我們就殺他們，貴族們未必齊心。”
“只要不齊心，那么這件事就大有可為。”
眾人點頭稱是，也確實如此，只要貴族們不齊心那便有操作的空間。
楚王若下令不得傷害，如果所有的貴族齊心動手，倒逼楚墨開戰，那怎么講都沒有用。
但只要有人因為這種死亡威脅而退縮，這件事的意義就不同，少數幾個貴族選擇動手，楚王便可以用違抗王命的理由動手收拾貴族，正好集權。
這件事要做就要趕快，皇父鉞翎既然身上沾著血，那這也是個殺雞儆猴的雞。
當年田午是屠了武城以求拖住泗上追擊的腳步，槍決田午的警示是為了天下諸侯以及大夫們考慮一下后果，不要輕易再做屠城的事。
今日槍決皇父鉞翎，除了要讓高高在上的貴族被底層踐踏在腳下的矯枉過正外，更多的也是一種威懾。
貴族們不齊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還沒有徹底翻臉，他們也不敢動手殺墨家的人。
泗上內部的事情討論完畢后，便又提及了這一次宋國的善后事，也就是百家學派進駐宋國，分政分權自治的事。
自從四五年前那場大辯論之后，農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駐，一部分農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則繼承和發展了農家的道義。
這一次宋國的混亂中，農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
發展后的農家道義和墨家的道義逐漸開始出現了分歧，而且這種分歧是從一開始就有、且無法彌合的。
以泗上的村社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農家看到了另一種可能。
但是墨家認為，泗上不足以作為整個天下的例子，因為泗上的軍力足夠并且掌握政權，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別處的農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們對于大義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撐他們直接越過這道坎。
換而言之，泗上認為宋國的土地兼并、民眾失地逃亡做工、流傭和雇工的人數越來越多，這是一種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為了保證兵員，以及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漸改變村社的形態：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確的，但土地集中于誰的手中是個問題。
農家最開始期待的模式，是賢者與民并耕、市賈無二價，以勞動量作為一種等價物，進行無利潤的交換，譬如我種糧食所消耗的勞動換取同樣勞動紡織的布匹，這樣誰也不吃虧，做到真正的公平。
這也是因為雙方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不同產生的分歧。
墨家自從適執掌以來，代表的是手工業者、城市小市民、工商業者的利益，兵員的主力是手工業者和自耕農，并且對于將來的構想是對外擴張、通過兼并土地和市場開拓，渡過艱難的“棉吃人”、“蠶吃人”的階段。
農家最一開始代表的，卻是無地農民的利益，這些農民承受著三重剝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著貴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剝削、承受著商人操控物價的剝削、承受著泗上手工業品傾銷的剝削。
他們反對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商人通過和貴族勾結，就像是鹽一樣賺取高額的利潤，農夫本就需要承擔軍役和勞役，再加上這種支出，隨時處在破產逃亡的邊緣。
宋國靠泗上太近了，新時代的苦難在宋國上演的也越早，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用于經營，提供泗上所需的農產品和原材料；泗上對于這件事也是一種默許甚至于支持的態度，因為泗上缺乏廉價的勞動力人口，宋國兼并土地，泗上發展工商的同時穩定泗上的兵員基石，一舉兩得。
這就是農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經過發展之后農家所代表的利益：因為種種原因無地失地的農民。
適覺得等量勞動交換以至于市賈不二價的想法，是標準的空想，但他們自稱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沒有錯，但是這么搞不行，也不符合此時市場無限、土地無限的情況。
那場大辯論之后，農家看到了一條新路，也就是泗上那邊的村社合作制的路，他們便將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泗上之外，希望通過宣講從而越過泗上認為必須要走的過程。
因為之前是有公田制度的。
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這種井田制下的集體勞作，在村社中仍舊有很強的殘余，既然這樣，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這種模式？
譬如在村社中宣傳鼓動，直接發動暴動、利用宋國大量失地農民集結于城邑的現實，直接暴動奪權，通過刺殺貴族、武裝農夫的方式，一步到位。
對此，農家和泗上是有過溝通的，但泗上的態度很明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一度鬧的農家和墨家之間的關系很不愉快。
適也苦心孤詣地和農家學派的領袖許析談過，說泗上的情況是不可復制的。
其一，墨家在起事之初，就有四五百集結了天下精華的底子。
其二，當年魏楚爭霸、齊越相爭，為墨家在泗上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其三，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農，分給他們土地之后，再逐步利用利誘使他們選擇了合作制度。
其四，依靠少數人陰謀刺殺之類的辦法，并不能夠解決問題。
泗上的意見是既然現在泗上已經開始了建設，不如農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依靠泗上的軍力物力，逐步發展。
但農家的人并不同意，他們認為時機已經來臨，在宋國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對天下農夫懷有極大的幻想，認為他們振臂高呼必然云集響應。
泗上則認為農夫被困于土地上，數百年的制度之下，他們的見識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應，這純粹是空想。只能通過泗上模式，利用政權建設和軍事武裝，一點點轉化發展。
而且對于農家在奪權之后的計劃，墨家也全然不同意：重農抑商，標準物價，甚至于反對靠近泗上的大量經營性的大片土地。
雙方的分歧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其實總結起來就是個很簡單但卻無法解決的分歧。
即，墨家所謂的九重樂土之說，就宋國泗上附近這種模式的一重，是不是可以直接跳過去？
包括土地兼并經營、工商業雇工發展謀利種種，是不是一定要經歷？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殘余，直接跳到土地歸民眾集體所有的這一步？
舊時代有苦難，新時代也一樣。
就像是那些因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上的農夫一樣，問問他們，喜歡在城邑做傭工嗎？他們當然不愿意，他們更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甚至于不少人感慨：還不如回到禮法時代呢，最起碼那時候自己還能安穩地做個農奴，耕種公田之余還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土地不準售賣。
到現在，田畝變革，宋國的土地可以買賣了，富者阡陌相連、貧者無立錐之地，沒得辦法，只好逃亡泗上來做工開墾。
農家看到了這種苦難，也從之前的苦難中吸取了教訓，震聾發揮地喊出了十足空想的“市賈不二價、勞動量為等價物交換、土地歸天下人所有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然而注定了他們的口號是要失敗的。
而且稍有不慎，反倒會被君王利用，成為重農抑商的思想來源。
之前農家在宋國發展迅猛，甚至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號。
即取締當年為了宋國將來內亂的君子院和庶民院之別，所有人都可以推選賢人按照人口比例進入詢政院；土地歸屬于全體宋國民眾所有；限定最高物價；甚至極為激進地喊出了一個“在真正平等之下國人共政的土地公有的宋國”的口號。
論起來如今墨家的思想和農家的思想，看似很像，實際上早已經分道揚鑣，墨家現在是寧可走最殘酷的現實，也不走看似美好沒有物質基礎的空想，并且一直在論證這一重樂土發展的必然性。
只聽口號，似乎和墨家很像，但考究細節，又全然不同。
原本農家的計劃，是利用戴氏和皇父氏的矛盾，趁著詢政院重選的機會，一舉奪權，實行變革。
然而事起突然，農家的計劃旁落，墨家既然選擇了動手和出兵，農家也立刻響應。
因為墨家不準備直接管轄宋國，加上宋國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支持農家的人口為基礎，所以這一次農家在宋國的勢力更加牢固。
墨家的想法，則是既然農家在宋國的勢力已成，那么宋國的局面就要分開來看。
靠近泗上的地區，萌芽已經出現，而且迅猛發展，舊制度所剩無幾，而且為泗上源源不斷地提供糧食、廉價勞力和原材料，宋國東部是不能動的。
遠離泗上的地區，萌芽還未萌生，貴族以及依附于貴族的商人壓迫民眾太苦，那里的舊時代殘余也最深，正適合農家這樣暴烈的手段徹底掃清。
而且想的就是讓宋國成為一個個自治的聯合體，農家既然不認可泗上的路線，那就不如做盟友去宋國發展，借他們的力量掃清宋國西部的舊時代殘余，又保留東部的新時代萌芽。
因而當碭山城破之后不久，農家學派的領袖許析就再度被邀請，連同其余學派的一些人一起參加一次晚宴，商討一下宋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