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是這樣說，讓眾人安心，實際上適心中自己都有些緊張。
如今泗上天下派是主流，他借用天下派壓制了非攻立國派，煽動起來了利天下的狂熱。
這件事長遠看是好的，但是短期看必然是有反噬的，那就是事到如今不管怎么樣都必須要動手了。
不然民意沸騰，再行壓制，那又是思潮混亂，之前數年的輿論轉向毫無意義；將來的統一戰爭也要受到影響。
就算是為了徹底壓制非攻立國派，這一仗也必須要打。
宋國的局面對于泗上是個很尷尬的存在，如果宋國這的能夠保證完全中立不受其余諸侯控制，那其實是對泗上最為有利的局面。
那樣的話，名義上宋國是獨立的，但實際上就是泗上的市場、原材料基地以及后備人口補充地，以及做一個非常完美的緩沖國。
五年前適放棄了齊西南地區，力排眾議歸還了齊國所有被占據的土地和富庶的汶水平原區，為了就是不希望墨家過早地卷入中原亂局。
宋國的地勢比之齊西南更為敏感。
二十年前宋國政變之后的種種政策和盟約，其實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讓宋國各自為政，做一個名義上的國家，但實際上卻是一塊又一塊獨立的封地和城邑。
本來可以利用皇父一族和其余貴族關于集權還是分權的矛盾，可現在雙方摒棄前嫌，至少在大敵面前通力合作，這就讓墨家很難做。
宋國距離泗上太近了，既苦于工商業不足夠發達、又苦于工商業已經發展。
舊時代的痛楚還未抹去、新時代的痛楚也已降臨，在平等這件事上，農家比墨家要激進的多，他們自稱真正平等派，既反舊貴族，也反那些轉型為經營性土地主的新貴族。
宋國大量的失地農民，使得更為激進的農家在宋國這幾年的影響力大漲。
墨家一直在控制泗上的局面，可那些貴族的所作所為，讓墨家已經控制不住。
怒火滔天之下，要是農家起事，那可比墨家要激進的多，貴族們依舊在作死，到現在這種局面，如果再不出兵迅速平定宋國的局面，那就這的要天下震動了。
仇恨是可以積累的，也是雙向的，貴族可以殺庶民，庶民一樣可以反過來殺貴族。
殺自然是可以的，但現在若是殺的太過分宋國太亂也不太好，至少對泗上不好。
在說完那些讓眾人安心的話后，適道：“如果我們能夠在一個月之內控制宋國的局面，那局勢可以說是完全對我們有利。”
“當年公子鮑取宋之后，各國也想要出兵干涉，但宋國政局一安穩，各國都不得不猶豫放棄。”
“現在我們還站在宋國的后面，一個月的時間，魏楚韓各國都不可能做好戰爭的準備。”
“皇父鉞翎敢喊反墨，我們就讓他剛喊完就死。控制住了宋國的局面后，再靠使節去解決后續的問題。”
垂垂老矣已然年邁的公造冶道：“皇父一族加上宋國的其余貴族，合兵一起的話約有五萬，不可能再多了。”
“但是他們分散各地，我們可以各個擊破，實際上我們要面對的，也就是皇父一族的私兵以及他封地宋國西部的部分貴族，三萬最多。”
“六指一直在宋境等待，三個步卒師外加一個騎兵師，應該足以迅速擊潰他們。”
“不過總動員還是必要的。”
“我們現在的常備義師應付宋、齊、越當無問題，但并不足以讓迅速讓各國放棄對我們開戰的心思。”
“打與不打，不在于我們，我們只能按照說知之術推理魏楚韓未必出兵，但人心難測，也要做好他們萬一出兵的準備。”
對此看法，眾人也都認可，做好準備勝于沒有準備。
市賈豚苦笑道：“這等于是花錢買弭兵啊。一次總動員，耗費無數，就算不打，動員也至少要維持到宋國局面穩定、各國確定都不能出兵、外交斡旋結束之后。”
“少說，也要三個月。糧食、軍需品、馬匹、夏收……種種這些都要被影響。”
“不過這要是打起來再動員，我們便可能損失更大，我是同意總動員以嚇唬一下魏楚韓的。”
適又看了看別人，別人也都點頭同意，眾人便表決了一下，全數通過了立刻出兵宋國、泗上總動員的意見。
在場的諸人都明白，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
打還是不打，必須要在開始之前就想清楚怎么結束。
如果各國不管不顧地出兵，那就無需考慮，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可能要一直持續到要么各國打累了、要么天下歸一。
但如果各國不出兵，宋國今后的局勢就是眾人要考慮清楚的。
周禮之下的諸侯國，是以宗法制、禮法、血緣、分封建制為基礎的統治手段。
但舊的統治手段已經失效，新的統治手段還并不成熟。
如后世的漢承秦制，實際上還是有極多區別的，西漢算是平民皇帝，依靠自耕農維系統治，對于豪俠、富戶、大族始終都在壓制，黃帝借助平民的力量壓制豪強，直到漢末豪強徹底壓制不住。
這算是大部分君主制國家在宗法制分封建制覆滅之后的第一選擇，非如此無以徹底壓制貴族大族，批量的自耕農是帝制的扎實基礎，也算是一種涂脂抹粉的手段。
隨著泗上崛起、新技術的傳播，各國的變革大部分都有這種傾向，做國民的君主，而不是天子的諸侯、大夫的君王。
這種變革，正是適所一直警惕的。
因為這樣一來很容易出現齊族趙族這樣的思潮。
至于宋國，那更是不可能允許他們集權成功，只能想辦法繼續摻沙子，攪渾水。
泗上需要一個強大的宋國作為鄰居，也不要一個集權的宋國作為鄰居，只需要一個松散、混亂、各自為政、只能自保不能進攻的宋國作為鄰居。
皇父鉞翎有野心，但過于警惕民眾的暴動和泗上的力量，所以他只能選擇和貴族媾和。
戴琮有野心，他本來就不是最大的貴族，不如放棄自己的那些東西，轉而涂脂抹粉做“平民的代言人”，從而攫取權力。
這一點泗上早有共識，適早就罵過戴琮是照著泗上喜歡的樣子打扮自己的營妓，今日可以討好泗上，明日也一樣可以討好魏楚韓。
但墨家本事又是作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所以又不能明著反對戴琮的變革，還必須要支持。
一旦出兵的話，那就肯定是掃清宋國的舊貴族。
要么選擇放棄封地、用幾乎搶劫的方式贖買過來，以舊時代的小畝的畝產二十年贖買新的大畝，這和搶其實也差不多，但是說起來好聽一點；要么逃亡他國，沒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為在貴族內部規則下并不可能攫取權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毀掉別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義，在宋國鼓吹民眾選賢人為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開當年君子院的牽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臺。
他也是看準了墨家暫時并沒有吞并宋國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農的力量成為詢政院大尹，改組原來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攏權力。
墨家需要一個戴琮穩定宋國的局面、和讓宋國這件事變為一場貴族政變，至少是掩耳盜鈴的貴族政變：連耳朵都不掩的話，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盡所能宣揚自己心在庶民的義。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貴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來，宋國的內部矛盾立刻就能解決，戴琮成為宋國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選大尹也是板上釘釘的事。
二十年前宋國政變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謂是水到渠成。
禮崩樂壞，宗法制瓦解，一個分封的諸侯國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彌合整合一個國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諸侯以守其土，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現在宗法制崩解、禮崩樂壞，國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禮崩樂壞之前，貴族的是貴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貢賦和封建軍事義務之外，君主沒權利管貴族的封地、也沒權利在貴族的土地上征稅。
就像是魯國的那幾次政變，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個貴族和貴族家臣的反應：貴族的家臣不是國君的封臣。
然而漫隨著禮崩樂壞，宗法制解體，諸侯國都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
王權尚未集中、貴族權力依舊大，說這是一個國家，實際上四分五裂；說不是一個國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個國家。
原本禮法在，宗法制下，層層制約，君主只需要管轄直屬貴族，貴族管轄家臣，國家就能夠有效的作為一個整體存在。
宗法制的解體，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七穆亂鄭、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國，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轉為一種君主和大姓貴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約，各自分權。
君主說話不好使，貴族內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維系一個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國野之別、國人干政的傳統，又使得國都民眾在政事上有發言權。
譬如二十年前的鄭楚戰爭，鄭國民眾反對對楚開戰，臨陣逃走全部被俘；比如當年因為外交政策被國人反對驅逐國君的行為種種。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問萬民遷都、立君、會盟之責”為基礎，以宋國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貴族寡頭共和的基礎，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當時搞的時候，就是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將來有一天打起來，因為當時貴族的勢力還很強大、民眾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有什么樣的權力，一手操控的適弄出了將來必然要出現堂下何人狀告本官的局面。
現在使命已經結束，可適也絕對不允許宋國出現一個凝聚的政治體系，得換個辦法、符合現狀地繼續維系宋國只能自守不能集權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