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明白其中的意思，儒墨兩家之間仇怨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因為儒家數分，如今又有發展，這使得墨家這邊招待的時候要做很多選擇。
如果適和七悟害中的一個出面見了一家的領袖，其余的規格也都得一樣，不然那就算是墨家欽定了那一派才是真正的儒學——斗爭到這個地步，敵人的重視程度也是一種派別正統的資本。
后世有言，儒促墨生、墨促儒變，仲尼去世到孟子、荀子出生之前，墨家全面批判儒家，后續的大賢則是修補了被墨家批判的一些漏洞，再加上墨子去世后墨家解體三分、孟勝違反了組織紀律把墨家精華葬送在了陽城，最終兩大顯學之爭也落下了帷幕。
農家就一個領袖人物，墨家這邊于情于理都必須要巨子出面，而分裂的儒家不管是因為儒墨的仇怨還是因為儒家的分裂，都使得適不可能去和他們談。
原本歷史上，墨家三分，各自繼承了墨家的一部分道義。
剩余一部分和道家融合，屬于是覺得利天下無望的消極派，于是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眾，逍遙仁愛，兼愛非斗，繼承了墨家道義中的“兼愛”和“平等”。
一部分裘褐為衣，跂蹺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這一波人在孟勝死后又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要利天下只靠自己已經不行了，于是入秦要去終結亂世；另一部分留在宋國，堅守非攻之義，幫助各國守城，接濟貧苦。
最后一部分，則是繼承了墨家的邏輯學和數學、光學和靜止力學，整日辯論，研究，想要把天下的道理都辯明白了。
歷史上的墨家三分沒有發生，因為墨子死前適來到了墨家，在商丘完成了墨家的改組，墨子死后傳至禽滑厘最終又傳到適這一邊，無論是威望、軍內聲望、弟子人數、意識形態解釋權等，都使得墨家的分裂暫時不太可能了。
可儒家不一樣，仲尼去世太久了，而且儒家以修身為主，并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使得儒家分出許多學派。
有幾派儒生和墨家的關系，并沒有那么僵，有幾派則是死敵，還有幾派因為泗上帶來的改變而分裂。
子張之儒，到戰國末年的時候，被人稱作“賤儒”，這一派和墨家的關系很別扭。
很多主張和最開始墨家的一些主張相近，但又不一樣。
子張之儒主張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上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
子張之儒一天天衣著隨意，模仿上古時候舜、禹的動作。
子張年輕的時候犯過事，是“免于刑戮之鄙家”，按照儒家記載子張這人極好交游，應該也是個游俠似的人物。
和子夏交友不一樣，子夏交友，一定要選擇比自己賢明的人。
子張認為我要是個賢人，那么有人結交我我就應該與之結交，讓他有更好的朋友從而讓他進步；要是人家認為自己很賢能根本不稀罕搭理我，那我也和他成不了朋友，所以誰和我交往我都交，不管高低貴賤。認為如果按照子夏交友的方法，那么如果別人也像子夏那么想，不如自己賢明的就不結交，子夏又是怎么交到比他賢明的有相通心意的朋友呢？
仲尼去世之后，子張之儒和早期墨家學說有一定的關系，論起來大約有點像是禽滑厘和子夏西河學派的關系，所以雙方的關系是很尷尬的。
論起來可能墨子和現在子張之儒的老一輩先生都在一起玩過，但是墨子開門立派，堅決反儒，這又弄得雙方很尷尬。
于私，有那么點香火情；于公，那是背棄師門甚至堅決反對師門……
用適的理解，有那么點像是武俠里張三豐和少林的關系。
子張之儒被其余派系排擠，并且到后來混出來個“賤儒”的名號，但依舊因為儒墨之間的關系，和墨家不能過于親近，尤其是不能受到比別家規格高的招待，那樣的話“賤”的名頭真的坐實了。
樂正氏之儒則與子張之儒和墨家的關系還不一樣。
和原本歷史上墨家三分之后各自繼承了一部分道義一樣，儒家數分之后的樂正氏之儒，主要是搞“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的。
子夏得傳春秋，然后傳授了弟子，形成了西河學派的春秋之義。
但是，樂正氏之儒傳承的是“屬辭比事”，傳承的不是春秋大義，而是寫春秋的方法。
換句話說，子夏那一系傳承的是“春秋中蘊含的道理”；樂正氏之儒傳承的是“春秋為什么能寫出那樣的道理的方法、怎么樣的文法和寫作方法才能寫出春秋”。
屬辭比事要分開看，分成屬辭和比事都和泗上墨家帶來的改變有著巨大的關聯。
因為在泗上弄出造紙術之前，文辭一定要簡潔，簡潔的同時修辭方法和文法也不能出現歧義，換句話說，樂正氏之儒有一部分傳承是研究語法的。
比事，則是從歷史上的不同事件中，找出相似的，從而比較研究，得出結論。
泗上十余年前弄出了造紙術，迅速得到了推廣，使得整個文辭結構、語法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大量的民間用語開始和書面表達一致，語法、語序等都發生了劇烈的改變，一群此時的白話文章，借助毛筆和紙張，迅速開始出現。
樂正氏之儒中的一派認為，應該堅持復古，堅持舊的文辭手法，并且傳承下去，這是儒。
樂正氏之儒的另一派則認為，以前沒有紙，只能在竹簡上寫，所以咱們才需要研究屬辭，現在紙張都出現了，事要大于詞，義要勝于事，所以不應該本末倒置，不應該繼續堅持原本的屬辭，而是嘗試著和墨家溝通一下，大家一起制定一下語法規范，你們堅持復古那是本末倒置的小人儒，我們與時俱進重事義而變文辭，那是君子儒。
屬辭傳承，因為紙張、毛筆、賤體字的出現，導致了樂正氏之儒的第一次分裂。
開始嘗試構建完整的白話語法的分裂出來的那派樂正氏之儒很快又再次分裂。
這次分裂源于“比事”。
墨家講道理，也很喜歡比事，但是墨家的比事得出的道理，往往和儒家比事得出的道理完全不一樣。
比如甲和乙，都能關于仁，那么這就是樂正氏原本的比事。
比如丙和丁，都能看出來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軍功爵和私田制開始盛行，那么這就是墨家用的比事。
墨家的這種比事的方式，自然是因為墨家的道義內核，但是這種比事方式是很容易吸引人的，而且似乎道理也更為合理。
于是樂正氏之儒迅速地進行了第二次分化。
一派認為，墨家研究歷史的方向是錯誤的，史怎么可以這么比較呢？這么比較的話，仁、義怎么能夠以史為鑒呢？如何能夠讓仁義透過歷史傳遞給后人呢？
另一派則認為，墨家研究歷史的方向，雖然和咱們比事的方式不一樣，但是這就像是紅色和黑色、圓的和方的一樣，咱們研究顏色、他們研究形狀，不能說他們是錯的，只能說他們不是基于仁義而是基于利，但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可以學習借鑒的嘛，豈不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
第二次分裂之后沒多久，索盧參西行歸來，泗上庠序文科院建成，樂正氏之儒又出現了第三次分裂。
事情源于索盧參從極西之地帶回來的那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翻譯工作。
要翻譯成諸夏文字，不是幾個人就能完成的，而且文法結構、語法等事，樂正氏之儒也更為擅長一些，于是庠序希望樂正氏之儒能夠在泗上出仕。
領取墨家支付的薪水，參與文法研究、語法重構、翻譯等工作。
一派認為，咱們雖然來到泗上和墨家學習借鑒，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能在泗上出仕是底線，如果出仕那就是背棄大義，墨家雖然有學問，但是不能夠克己復禮，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能夠吃敵人的飯，豈不聞伯夷叔齊之事。
另一派則認為，我們和墨家雖然有分歧，但墨家也不是夷狄，我們參與文法、語法、修辭和翻譯工作，那是能夠傳承文化，是立大功于當世、留大業傳千古，豈不聞三不朽之言？所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們編撰翻譯那是立功，你們嚴守克己復禮只是立言，所以我們才是正確的。
出仕與不出仕之分過后也就半年，樂正氏之儒再次出現了第四次分化。
一部分人認為，夫子一生所求，不管是克己復禮還是仁義，究其本質，實際上就是為了讓天下安定、人民安康。但是，夫子克己復禮的路好像是不太行得通了，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所以我們決定加入墨者成為了候補墨者，參與到這場讓天下安定、人民安康的大事之中。
豈不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夫子之志，在于天下安定，克己復禮只是一種方法，而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安定，就像是從曲阜走到郢都，難道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嗎？
又豈不聞夫子言，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你們這些人不知大義，卻守小節，并不是真正的君子的，不過匹夫匹婦之輩也。
夫子又言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羊舌赤亦非儒者，夫子且贊，若夫子復生，也必投身于這場讓天下安定的變革之中，你們嚴守門戶之別，棄大義而守小節，實在可笑。昔年管仲佐公子糾，公子糾死而不殉，反而出仕為相佐齊桓九合諸侯，天下受其益，我等叛儒歸墨待天下定，夫子若聞之，必大笑而贊，又惜嘆早生。
短短二十年間，樂正氏之儒分裂四次，最關鍵的是樂正氏之儒是儒家最早一部分在泗上出仕、最早一部分大規模成建制加入墨家的。
剩下那些沒加入墨家的，多半數還和墨家眉來眼去。
今天來談談語法、明天討論下修辭、后天探討下歷史，弄得樂正氏之儒在儒家其余派別面前很是尷尬，被別的派別罵作“以賤妾之態媚墨”，比子張之儒的“賤儒”更慘，直接從賤儒被罵成了“墨妾”。
問題在于樂正氏一系還有小半數嚴守儒家之節，堅決不與墨家同流合污，可“墨妾”這個帽子卻是被戴在了整個樂正氏之儒的頭上，因而這一次爭辯樂正氏之儒直接通過關系找到了投身墨家的原樂正氏之儒，由他們向墨家高層提議千萬千萬別超規格招待樂正氏之儒，也算是給個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