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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章 新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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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國和墨家之間的糾葛,從一開始就不只是這兩家的事,到現在還不是。

  所以和齊國締結和約也不是兩國之間單獨的事,也不只是簡單的墨家的一件對外的和約,而是涉及到天下和墨家內部。

  若站在一個后世的角度看,這一次諸侯會盟墨家和齊國締結和約,將意味著延續了數百年的春秋時代的終結,意味著周天子宗法體系的徹底崩塌。

  三晉封侯,田氏代齊,那是一個暗處的時代分野。

  三晉封侯源于三晉伐齊,三晉伐齊是有周天子授權的,即便是天子無實權,但是其結果是三晉“獻俘于天子”。

  越國趁此機會對魯、齊的征伐,那只是以越伯的身份履行天子伐齊之命、支援自己的盟友。

  而這一戰之后的這一次會盟,墨家不會在乎周天子,因為周天子至今為止沒有給墨家一個真正的名分,換而言之墨家也不稀罕。

  而且這一次會盟是要解決很多問題的,為之后的天下大勢營造一個更為有利于墨家的環境。

  齊墨之間的事。

  中山國獨立的事。

  魏、韓、趙三國飛地互換的事。

  楚國魏國韓國鄭國之間的邊境和榆關的歸屬……

  種種這些問題,都要在對齊締結和約的時候談到,因為這場會盟必然是由墨家來主持。

  誰都不行。

  魏國現在擔憂墨家和楚國合作。

  楚國自己無法奪回榆關,更遑論大梁,需要墨家的支持。

  鄭國現在面臨著被魏國放棄給韓國的險境,需要墨家的非攻作為支撐。

  魏、韓、趙三國互換飛地,需要一個主持者從中操控維持“公平”。

  這個主持者,按照以往的規矩,都是霸主當。

  墨家不在乎個主持會盟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天子那邊的態度,但是在乎這一次主持會盟之后所能攫取到的利益和有利的形式。

  為此,對齊的和約,必定不能夠胃口太大,也必定要選擇撤軍。

  同樣,這件事牽扯到更多的復雜問題,牽扯到墨家之后利天下大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周天子的宗法分封體系的正式崩潰、周邊夷狄的全面潰敗、火藥鐵器帶來的農耕民族和骨器游牧民之間的巨大差距,都使得“天下”這個概念缺乏一個更為穩定的想象力支撐。

  齊桓公尊王攘夷,不算楚國,北方燕國面對的夷狄那時候還強大,各諸侯都需要面對夷狄可能的威脅,“中國”這個概念在那時候是有文化基礎和想象力支撐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華夷之別。

  墨家支持“同義、統一”,但是反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本來意思,因為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民眾分走貴族的土地就是違背了道理的。

  既要反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要為將來維系一個穩定的共同體;又要提防各國之間的創造民族,這就是這一次對齊和約以及附屬的諸侯會盟要解決的最難、最復雜的事。

  算起來,孔子算是啟百家的人,畢竟開了私學先河,而一整套的體系理論的發展乃至百家爭鳴,在“天下”這個問題上的脈絡也就有跡可循。

  仲尼之前的現實,就是禮崩樂壞。

  禮崩樂壞,意味著以周天子為枝干的、維系九州是同一個想象力族群的、周天子擁有神權和法理的時代就要崩裂。

  對此,孔子想的辦法是往回退,退回到禮不崩、樂不壞、征伐出自天子的時代,以維系諸夏的統一存在,形成一個內部分封的外部獨立結構。

  到了墨子的時代,禮崩樂壞的更加徹底,宗法分封體系已經支撐不下去了,墨子的想法是承認既定的現實,推行國際法準則,使得分出來“義”和“不義”,非攻以維系天下的和平。

  而等到適出現之后,墨家的整個理論在很大部分上被修正,提出了新的“同義”的概念,而同義的基礎是書同文、車同軌、度量衡天下一致、善惡標準和義的標準天下相同,形成一個更為緊密的文化族群。

  比如說當初有人問墨子的“我愛鄒人勝于越人、我愛魯人勝于鄒人、我愛我家鄉的人勝于外地人”這個問題。

  仲尼的解決方式是“征伐出于天子”,使得天下還是天下人,不會割裂,即便內部有所割裂,但是依舊屬于“普天之下”的天子,靠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的文化認同,保持天下人的基本向心力。

  墨子的解決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準則、承認各國之間分裂的現實,因為孔子的手段已經證明無效,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認現實,依靠“兼愛”的說教和道理的宣揚,解決鄒人、越人、魯人、齊人的問題。

  適的解決辦法,則是說教太難了,那我們統一吧,統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鄒人魯人的問題了?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太難,我們不去解決問題,而是把這個問題本身搞掉,換個更容易解決的問題不就得了?

  只要能夠完成大的“同義”,那天下也就離兼愛更近了一步。到時候要解決的只是“我愛鄉里人勝過愛外鄉人”的問題,而鄒人魯人的身份消失了成為了天下人。

  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問題本身。

  如此,“義戰”與“不義之戰”的理論就必須要解決。

  單純的內戰,基于墨家的義,必然是不義的,尤其是為了掠奪土地和財富的諸夏內戰,這是墨子定下的基調,是可以修正理論,但是不能在原則問題上顛覆。

  然而,如果是因為貴族的存在不合理、一個統一的諸夏更為符合“利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貴族制度之苦的庶農工商、并且用“君臣民之通約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論解釋庶農工商獲得政權的合理性,那么這就解決了“義戰”的問題,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單純的諸侯相爭的內戰。

  所以這一次會盟的基調,就必須圍繞這個問題,逼著諸侯承認一件事:墨家對齊國一戰是合理的。

  怎么逼著諸侯承認?那就必須要算好各國的態度,出讓一些國家的利益,獲取另一方得利國家的口頭承認。

  這也正是適對于“非攻立國”一派充滿警覺的原因,也是他成為巨子的第一場講話就認為“非攻”是對的、但是不符合現在的局面、需要換一種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因為“非攻立國”一派,是基于墨子的“非攻”之義的,不能反對非攻本身,只能反對此時非攻。

  而且因為墨子的理論和威望,導致“非攻立國”的言論是有理論基礎的,也有足夠的泗上的自耕農的人口基礎,這是危險的。

  周天子宗法體系崩塌之后,諸夏的局面有點難看。

  非攻立國,導致的延續必然是周天子體系的徹底崩塌,“非攻”和“義戰”的國際法將可能出現,可能使得諸夏成為“國際”而非“天下”,使得墨家今后的一天下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名為民族覺醒的阻礙。

  到時候,墨家內部就會出現思想混亂,這是絕對不容許出現的局面。

  所以,這一次齊地締結和約以及之后的諸侯會盟,必然不能談“非攻”這個問題,也絕對不能以“第四次弭兵會”為主題。

  因為適剛入墨家的時候,說的是墨家的未來是“約天下之劍”。

  這個解釋有兩種。

  適修正后的解釋。

  原本墨子的“非攻”的解釋。

  這就使得墨家內部的局面其實原本看起來要復雜。

  對齊締結和約,適要壓制激進派,他們支持適對約天下之劍的解釋,所以他們希望趁此大勝快點解決天下的紛爭,同義一之。

  會盟諸侯,適要壓制非攻立國派,他們會支持適在齊國退兵的舉動,但是卻可能以“非攻”和約天下為會盟的主題。因為墨家現在已經挺強大了,那應該繼承子墨子之志,做各國諸侯的約束者、做非攻之法的執行人、做諸夏的憲兵和非攻之國際法的刑吏。

  即這個“約天下之劍”,是“墨家的義做執劍人的義,約天下人的劍”還是“墨家這個政治主體做執劍人,約天下諸侯的劍”的分歧。

  適有自己的嫡系派系,不過墨家內部不可能真的是上下一心無派無系。

  對齊和約是要“說服”高孫子一系,而不能用非攻立國派來壓高孫子。

  諸侯會盟的主題和今后重“誅不義”而輕“非攻”的輿論基調,要結盟高孫子“壓服”非攻立國派,而不是簡單的說服。

  換而言之,高孫子那邊可以講道理和作為同志的批評,但是非攻立國派要被“批判”。

  批評和批判不一樣。

  因而,對齊和約這件事,事必須要把道理一一擺明,要說服高孫子,要用道義、利益、將來的局勢三個方面都要證明合乎墨家之義、合乎天下人的利益、對將來的局勢大為有利。

  只有這樣,才能夠達成目的,說服這個很重規矩但也很執拗的人。

  只講利益,不講道義,天下諸侯誰都可以講,唯獨墨家不行,早有諸侯說過,墨家的義有時候就是墨家的鐐銬羈縻,比如屠武城拖住公造冶這件事就是利用這個“缺點”。適這個巨子不講義,那他很快就會被推翻,商丘改組之后墨家的巨子必然是要掌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

  而墨家本身的功利主義特性,又使得適不能夠空談道義,還必須要講實實在在的利益,否則他也不會多數的講實踐實際的墨者的支持。

  至于將來的局勢,那是關起門來說,只要在場的人認可就行,而且這些年來適對局勢的判斷一直大體正確、甚至有些時候“未卜先知”,這是可以利用的一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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