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和墨家之間的糾葛，從一開始就不只是這兩家的事，到現在還不是。
所以和齊國締結和約也不是兩國之間單獨的事，也不只是簡單的墨家的一件對外的和約，而是涉及到天下和墨家內部。
若站在一個后世的角度看，這一次諸侯會盟墨家和齊國締結和約，將意味著延續了數百年的春秋時代的終結，意味著周天子宗法體系的徹底崩塌。
三晉封侯，田氏代齊，那是一個暗處的時代分野。
三晉封侯源于三晉伐齊，三晉伐齊是有周天子授權的，即便是天子無實權，但是其結果是三晉“獻俘于天子”。
越國趁此機會對魯、齊的征伐，那只是以越伯的身份履行天子伐齊之命、支援自己的盟友。
而這一戰之后的這一次會盟，墨家不會在乎周天子，因為周天子至今為止沒有給墨家一個真正的名分，換而言之墨家也不稀罕。
而且這一次會盟是要解決很多問題的，為之后的天下大勢營造一個更為有利于墨家的環境。
齊墨之間的事。
中山國獨立的事。
魏、韓、趙三國飛地互換的事。
楚國魏國韓國鄭國之間的邊境和榆關的歸屬……
種種這些問題，都要在對齊締結和約的時候談到，因為這場會盟必然是由墨家來主持。
誰都不行。
魏國現在擔憂墨家和楚國合作。
楚國自己無法奪回榆關，更遑論大梁，需要墨家的支持。
鄭國現在面臨著被魏國放棄給韓國的險境，需要墨家的非攻作為支撐。
魏、韓、趙三國互換飛地，需要一個主持者從中操控維持“公平”。
這個主持者，按照以往的規矩，都是霸主當。
墨家不在乎個主持會盟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天子那邊的態度，但是在乎這一次主持會盟之后所能攫取到的利益和有利的形式。
為此，對齊的和約，必定不能夠胃口太大，也必定要選擇撤軍。
同樣，這件事牽扯到更多的復雜問題，牽扯到墨家之后利天下大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周天子的宗法分封體系的正式崩潰、周邊夷狄的全面潰敗、火藥鐵器帶來的農耕民族和骨器游牧民之間的巨大差距，都使得“天下”這個概念缺乏一個更為穩定的想象力支撐。
齊桓公尊王攘夷，不算楚國，北方燕國面對的夷狄那時候還強大，各諸侯都需要面對夷狄可能的威脅，“中國”這個概念在那時候是有文化基礎和想象力支撐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華夷之別。
墨家支持“同義、統一”，但是反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本來意思，因為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民眾分走貴族的土地就是違背了道理的。
既要反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要為將來維系一個穩定的共同體；又要提防各國之間的創造民族，這就是這一次對齊和約以及附屬的諸侯會盟要解決的最難、最復雜的事。
算起來，孔子算是啟百家的人，畢竟開了私學先河，而一整套的體系理論的發展乃至百家爭鳴，在“天下”這個問題上的脈絡也就有跡可循。
仲尼之前的現實，就是禮崩樂壞。
禮崩樂壞，意味著以周天子為枝干的、維系九州是同一個想象力族群的、周天子擁有神權和法理的時代就要崩裂。
對此，孔子想的辦法是往回退，退回到禮不崩、樂不壞、征伐出自天子的時代，以維系諸夏的統一存在，形成一個內部分封的外部獨立結構。
到了墨子的時代，禮崩樂壞的更加徹底，宗法分封體系已經支撐不下去了，墨子的想法是承認既定的現實，推行國際法準則，使得分出來“義”和“不義”，非攻以維系天下的和平。
而等到適出現之后，墨家的整個理論在很大部分上被修正，提出了新的“同義”的概念，而同義的基礎是書同文、車同軌、度量衡天下一致、善惡標準和義的標準天下相同，形成一個更為緊密的文化族群。
比如說當初有人問墨子的“我愛鄒人勝于越人、我愛魯人勝于鄒人、我愛我家鄉的人勝于外地人”這個問題。
仲尼的解決方式是“征伐出于天子”，使得天下還是天下人，不會割裂，即便內部有所割裂，但是依舊屬于“普天之下”的天子，靠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的文化認同，保持天下人的基本向心力。
墨子的解決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準則、承認各國之間分裂的現實，因為孔子的手段已經證明無效，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認現實，依靠“兼愛”的說教和道理的宣揚，解決鄒人、越人、魯人、齊人的問題。
適的解決辦法，則是說教太難了，那我們統一吧，統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鄒人魯人的問題了？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太難，我們不去解決問題，而是把這個問題本身搞掉，換個更容易解決的問題不就得了？
只要能夠完成大的“同義”，那天下也就離兼愛更近了一步。到時候要解決的只是“我愛鄉里人勝過愛外鄉人”的問題，而鄒人魯人的身份消失了成為了天下人。
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問題本身。
如此，“義戰”與“不義之戰”的理論就必須要解決。
單純的內戰，基于墨家的義，必然是不義的，尤其是為了掠奪土地和財富的諸夏內戰，這是墨子定下的基調，是可以修正理論，但是不能在原則問題上顛覆。
然而，如果是因為貴族的存在不合理、一個統一的諸夏更為符合“利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貴族制度之苦的庶農工商、并且用“君臣民之通約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論解釋庶農工商獲得政權的合理性，那么這就解決了“義戰”的問題，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單純的諸侯相爭的內戰。
所以這一次會盟的基調，就必須圍繞這個問題，逼著諸侯承認一件事：墨家對齊國一戰是合理的。
怎么逼著諸侯承認？那就必須要算好各國的態度，出讓一些國家的利益，獲取另一方得利國家的口頭承認。
這也正是適對于“非攻立國”一派充滿警覺的原因，也是他成為巨子的第一場講話就認為“非攻”是對的、但是不符合現在的局面、需要換一種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因為“非攻立國”一派，是基于墨子的“非攻”之義的，不能反對非攻本身，只能反對此時非攻。
而且因為墨子的理論和威望，導致“非攻立國”的言論是有理論基礎的，也有足夠的泗上的自耕農的人口基礎，這是危險的。
周天子宗法體系崩塌之后，諸夏的局面有點難看。
非攻立國，導致的延續必然是周天子體系的徹底崩塌，“非攻”和“義戰”的國際法將可能出現，可能使得諸夏成為“國際”而非“天下”，使得墨家今后的一天下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名為民族覺醒的阻礙。
到時候，墨家內部就會出現思想混亂，這是絕對不容許出現的局面。
所以，這一次齊地締結和約以及之后的諸侯會盟，必然不能談“非攻”這個問題，也絕對不能以“第四次弭兵會”為主題。
因為適剛入墨家的時候，說的是墨家的未來是“約天下之劍”。
這個解釋有兩種。
適修正后的解釋。
原本墨子的“非攻”的解釋。
這就使得墨家內部的局面其實原本看起來要復雜。
對齊締結和約，適要壓制激進派，他們支持適對約天下之劍的解釋，所以他們希望趁此大勝快點解決天下的紛爭，同義一之。
會盟諸侯，適要壓制非攻立國派，他們會支持適在齊國退兵的舉動，但是卻可能以“非攻”和約天下為會盟的主題。因為墨家現在已經挺強大了，那應該繼承子墨子之志，做各國諸侯的約束者、做非攻之法的執行人、做諸夏的憲兵和非攻之國際法的刑吏。
即這個“約天下之劍”，是“墨家的義做執劍人的義，約天下人的劍”還是“墨家這個政治主體做執劍人，約天下諸侯的劍”的分歧。
適有自己的嫡系派系，不過墨家內部不可能真的是上下一心無派無系。
對齊和約是要“說服”高孫子一系，而不能用非攻立國派來壓高孫子。
諸侯會盟的主題和今后重“誅不義”而輕“非攻”的輿論基調，要結盟高孫子“壓服”非攻立國派，而不是簡單的說服。
換而言之，高孫子那邊可以講道理和作為同志的批評，但是非攻立國派要被“批判”。
批評和批判不一樣。
因而，對齊和約這件事，事必須要把道理一一擺明，要說服高孫子，要用道義、利益、將來的局勢三個方面都要證明合乎墨家之義、合乎天下人的利益、對將來的局勢大為有利。
只有這樣，才能夠達成目的，說服這個很重規矩但也很執拗的人。
只講利益，不講道義，天下諸侯誰都可以講，唯獨墨家不行，早有諸侯說過，墨家的義有時候就是墨家的鐐銬羈縻，比如屠武城拖住公造冶這件事就是利用這個“缺點”。適這個巨子不講義，那他很快就會被推翻，商丘改組之后墨家的巨子必然是要掌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
而墨家本身的功利主義特性，又使得適不能夠空談道義，還必須要講實實在在的利益，否則他也不會多數的講實踐實際的墨者的支持。
至于將來的局勢，那是關起門來說，只要在場的人認可就行，而且這些年來適對局勢的判斷一直大體正確、甚至有些時候“未卜先知”，這是可以利用的一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