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分之后，在戰國日漸衰弱，其根本就是因為那些學說違背了時代“集權”的主流，也難以做到富國、強軍。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學說融合之前，作為“巫史”傳承中“巫”的那一派，他們缺乏在戰國解釋君權合法性的理論：正統的儒學，可以把現在諸大國的諸侯全都打成亂臣賊子。
沒有神權解釋權、不能解釋戰國君主合法性的巫，便無用。
楊朱學派曾和墨家為天下顯學，后來都消失殆盡甚至沒有留下只言片語，源于楊朱“無君”的那一套無政府主義和人文啟蒙；而墨家則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約也”、“人無分老幼貴賤盡皆平等”、“誅不義之君人人有責”之類的內容。
管子學派既要講“富國”、“強軍”，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會基礎弄出新的軍制，在軍制的問題上，則是沿用了過去的經驗。
在管子學派的“富國”之說后，軍制仍舊是封建義務兵制為主流。
而封建義務兵為主流，就必須要做到穩定。
如何穩定，那就要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做到“民不變業”，也就是說，農夫的兒子還是農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這和管子學派的“富國”理論，其實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變業”意味著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但這個“富國”的國，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國”的財富。
國富而軍不強，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們也只能在自己的國富理論上，違背自己國富理論的內容，融合過去的經驗弄出一個半新半舊的軍制。
民不變業，是為了軍制，也是為了國家的穩定。
那么，宋國的經驗就不可能全用，因為宋國那里的經驗，是“允許遷徙到泗上”和“勵民變業”……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變業”。
田和明白，齊國現在沒有管仲，也沒有一個人可以面對大量的農夫被驅趕出土地的混亂局面，一個都沒有，那些貴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舊時代的經驗，卻缺乏新時代的理論。
如此一來，在“民不變業”的基礎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這次政變之前，田和想到的辦法，竟然是逆時代而動。
在全天下“開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為主流變革趨勢的情況下，田和針對齊國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卻是“逆而為之”。
為了拉攏貴族，為了維系軍制，以及為了能夠使用管子學派的富國手段，田和考慮的齊國之路，是這樣的：
承認貴族的封地，并且承認貴族對于封地上的農夫的支配權，利用現在臨淄和泗上工商業發展急需糧食和原材料、并且大為有利可圖的前提下，給予貴族足夠的利益。
這樣一來，貴族可以繼續使用勞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農夫份田的基礎下，擴大經營的土地范圍，使用無償的勞動力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獲得足夠的金錢利益。
再先給一個甜棗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貴族的稅：因為貴族可以全權地控制封地上的農夫，并且在工商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下有利可圖，那么他們就會有錢。
征收貴族的稅，用以建立一支類似于泗上墨家的義師那樣的常備軍，這支常備軍歸屬于國君所有，但是軍官仍舊由貴族擔任，只不過不再需要貴族的私兵為主，逐漸過渡到國君依靠“官山海”和“國軌”以及“貴族軍賦”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貴族封建義務兵的常備軍。
這兩個想法的前提，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臨淄地區工商業的發展使得糧食和農產品有利可圖、可以作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齊國貴族封地內的農夫再度農奴化，以此對貴族妥協、同時從貴族手里征稅以建立常備軍。
同時，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閥，使他們和國君站在同一陣線。
比如管子學派認為，冶煉和鹽這樣的行業，國家自己管太麻煩，不如在君主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貴族，開辦鹽場、冶煉行業等，直接分紅。
如此一來，齊國已經有所起色的大工商業富豪，便可以和齊國的君主綁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財閥，同時財閥又必須依靠君主的執政，各取所需。
這個政策與前兩條相配合，又可以保證勞動力的充足：貴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農夫的權力，那么假使這個貴族決定搞鹽業或者冶鐵業，那么大可以將封地上的農夫強制進行勞作，以解決勞動力的問題：泗上的解決方式，是讓宋國沿河一代的貴族經營封地、驅趕鐵器牛耕下的農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覺得這太麻煩，直接讓貴族支配農夫，強制讓農夫將“公田”的封建義務弄到鹽場里和礦山里不就完事了？
對于那些已經發達了大工商業者除了要扶植之外，還可以用“賣官鬻爵”的手段充實府庫。
比如“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集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
就好比有一個善于經營冶鐵或者制鹽的大商人，這個人本來就很有錢，而且還有足夠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產業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虛爵而驕之”。
假使這個人雖然富庶，但卻沒有貴族身份，那么可以賜予他一個貴族的身份，當前賜予他的貴族身份是虛爵。而且還要對他征稅以達到春秋之時而消之、從他身上榨取油水；順帶要讓這些商人開始講“禮”從而讓他們看上去是貴族并且支持君主。
換而言之，由君主和國家扶植一批經營大型工商業的豪門，他們可以擁有壟斷專營權，尤其是名義上海、山、礦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歸屬于國君這一“天經地義”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實施。
同樣，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潤的工商業比如煮鹽、冶鐵等，不允許競爭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進行經營。
這樣，富商必須依附于君主，因為權力給了他們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積累謀利。
這是針對整個齊國上層的政策，這個政策將拉攏貴族、豪商，并且將他們牢牢地團結在君主的周圍，形成一個封閉的上層社會。
整個變法的構想，都是在不以徹底和貴族決裂的基礎上進行構建的。
上天給了田和二十年的時間。
但田和卻認為亂臣賊子太多，以至于自己這二十年都在忙于內斗，并沒有時間去實行自己的構想。
如今他的權力即將終結，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變上位的。
田和在這一刻，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一個自己構想的繼承者，繼續在國君的位置上帶領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談的時候，將自己一系列的變法構想和田剡說出，并且實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連續性的。
首先，軍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從二十年前三晉伐齊、二十年前越國逼著齊侯在曲阜為越王駕車、伐最大敗、費地大敗……這幾場戰爭全部都告負。
魏武卒、泗上義師、楚王新軍、秦人銳軍等等這些已經脫穎而出的軍隊，都已經進行了變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時代的封建義務兵。
火藥和馬鐙的出現，使得戰車已經不能夠作為支柱兵種，兩軍交戰擂鼓震天戰車沖擊決勝的時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經落寞，而南濟水一戰和贏邑決戰更是為戰車時代畫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戰車時代的終結，不只是戰車的終結，更是分封建制、專職武士、農兵徒卒軍制的終結。
那么，建立一支常備軍、一支完全由國君掌握的大軍，那就勢在必行。
然而，建立這樣一支由國君掌握的大軍需要錢，需要很多很多的錢。
錢從何來？
一方面要用齊國學派的管子之學，充實國庫。
另一方面，從貴族的身上弄錢。
以及繼續實行“魚鹽之利”的國策，靠工商業搞錢。
前者可以用臨淄的士階層和那些學派的學者，他們無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權。
后者，從貴族身上弄錢，貴族肯定不會同意，想要從貴族身上搞錢，就必須要先給貴族一些好處。
所謂欲要取之必先與之。
所以要讓部分貴族擁有完全控制封地農夫的權力，而且這一點必須要貴族清楚，在天下都在開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個穩定的、能夠給他們以依靠的君權是必須的。
給予貴族完全控制封地農夫的權力，既可以作為交換讓貴族拿出軍費，又可以讓貴族利用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權進行莊園經營、增加作為商品的糧食、發展一些利用封地農夫作為勞動力的手工業。
想要從富商身上弄錢，就需要一方面繼續宣傳“貴賤有別”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給予他們鹽業、馬匹、冶煉的開辦權。
前者作為數百年的傳統，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證商人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比如如今中山國的亂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國政的一個信號，這是作為貴族的國君所擔憂的。
同時，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虛爵”的豪商，使得他們離開了國君的權力就無法獲利、但經營的同時又可以提供賦稅、并且取得虛爵的貴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