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關鍵處，索盧參便有所悟，于是撐著因為患病而有些孱弱的身體，來到了已成一片廢墟的巴別塔前。
此塔已經被毀，號稱是通往神國之門，看似滿地磚石一片廢墟，若是復原必然極高大。
然而，他見過風箏，知道其實這塔就算復原，難道會有風箏飛的高嗎？若不能，難道區區幾十丈就能通神？
又想到《泰誓》中的祝詞，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那么天豈不是符合人的？
只不過，這民之所欲的民，以墨家的觀點來看，到底是“體”還是“兼”呢？是個體？還是說指的天下萬民的兼稱？
若是個體，那么每個人為了財富、利益、子孫、繁衍所做的一切，都是民之所欲，那么天必從之，也就是說，人為此所作的一切都是對的，哪怕不擇手段，這是天賦予人的權利。
這似乎又不對。
若是兼稱……他似乎想明白了之前適和巨子講的一些他難以理解的東西。
即便財富、利益、音樂、享受這一切，都是民之所欲，每個人集結而成才是萬民，萬民的欲望與個人的欲望在“兼”這個概念之下，卻又必須有所約束。
那么，群與己、體與兼的界限在哪呢？
他想到了適修正后的《尚同》篇，逐漸明白了墨子所言的那種歷史唯心的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從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開始，人是混亂而自由的，為了自己的“欲”侵害著別人的“利”。
于是為了民這個“兼”的概念，將體之利、與兼之利分開，選出了賢人為天子，兼收并蓄，集萬民之“善義”而成天下之“義”。
這種看似損害了部分人的“欲”的“義”，實際上對于“民”這個“兼”的概念而講，是正確的。
而這個義，又是可以萬民同商，或是以理性推論出來的。墨家稱之為天志。
那么這個“天”就變得有趣了。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換種說法，是不是可以認為“民之所欲，天之所志”呢？
若天志是永恒的，那么在人類出現之前，或者說在百人百義的年代“天志”這個東西就存在，只不過人們沒有發現，而墨家總結了出來。
若天志不是永恒的，也就是說倘若這天下沒有人，那么就沒有關于“制度”的天志。但一樣，只要擁有理性和說知推理之術，一樣可以總結出來。
這樣的話，天有沒有、是否存在，其意義不大。存在可以得知天志，不存在亦能推出天志，而“民之所欲即為天之所志”，“民為天之主”，那么一個完全不干涉人的社會的天……就變得毫無意義。
有，或沒有，變得毫無意義的時候，這天的概念，也就只存在于“辯辭”之中。
當一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感觸不到、對人無影響、也無法測量觸摸的時候，那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當想明白了這個關鍵之處，索盧參只覺眼前豁然開朗，這個困擾了月余的難題，一瞬間迎刃而解。
那些之前不能夠理解的話，在想清楚這一點之后，也瞬間變得清晰。
索盧參心想，是的，民乃神之主，民之所欲即為天之所志，那么之前自己不明白的那些東西也都變得合理了。
這個民，是“兼”民，是萬民的代稱。
每個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便是萬民的需求都得到了滿足，也就是民之所欲、天之所志。
但每個人的需求想要滿足，又不能夠依靠每個人為了自己的需求破壞別人的利益，因為損害的一個人的利益，這個“民”的概念便不完全。
就像是索盧參在這十年一直沒有想明白的“非樂”，在這一刻他終于明白了巨子的意思。
墨家非樂。原本，墨家的道理都是間斷的、獨立的、并不完全成體系的。
索盧參不反對非樂，他是真正的墨者。
非樂，既是子墨子言，又是一種道德上的同情，同時也是符合墨家利天下只說的。
從墨家的“利天下”角度來看，子墨子言：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然而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原本也只能解釋到這里。
可當現在他想明白了“民之所欲、天之所志”這個道理之后，他對“非樂”又有了自己的理解，一個更加成體系成理論的理解。
幾年前他在沛縣的時候，記得適曾經在一次軍事動員會上，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研究治政、軍事、戰爭。”
“因為我們研究治政、軍事、戰爭；所以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有機會研究九數、幾何、機械、造船、稼穡、百工。”
“因為我們的下一代可以研究九數、幾何、機械、造船、稼穡、百工；所以他們的下一代才有機會研究航行、星辰、日月、音樂、舞蹈、美食、圖畫、詩篇……”
“我們墨家不是自苦以為極樂的怪人，我們只是知道怎么樣才能真正的讓天下得利……”
這些話，只是當時的一些宣傳之語，索盧參當時也只是覺得有道理。
而現在，當他想清楚了那些關鍵之處之后，終于明白了這些話的另一種解釋。
“民之所欲、天之所志”，喜歡音樂是不是一種欲？這是不是一種天所喜歡人民擁有的？讓人民聽音樂，是不是一種利天下？
那么自然是的，可是墨家非樂，難道錯了嗎？
索盧參想，沒有錯，因為“民之所欲”的民，是“兼”，是民的集合，只有每個人都有資格、有能力去聽音樂的時候，才能算得上是“天之所志”。
而在這之前，有的人損害了別人的利益，讓民眾受困苦而靠賦稅去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這不是達成了“民之所欲”，而是達成了“個體之所欲”。
這個個體是民，但卻不是“民之所欲”中的那個民。那個民是“兼”，而這個是“體”。
這一切與墨家的邏輯是相通的、是自洽的。
有的人喜歡音樂，有的人不喜歡音樂。
和有的人可以聽到音樂，有的人沒有機會聽到音樂。
這二者是不一樣的。
就像是擺在一個人面前，一碗稻米、一塊麥餅、一碗粟米……人們選擇吃麥餅而放棄稻米是一回事。
但一個人的面前，只有一碗粟米，卻說這個人喜歡粟米，這又是另一回事。
索盧參心想：“巨子說，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
“那么，天下事當、天下事得、天下事備，這是利天下。”
“反過來，能夠做到使人各得其所長、鈞其分職、皆其所喜，這也是利天下。”
“而能夠做到使人各得其所長、鈞其分職、皆其所喜，那么天下事當、得、備就是必然的結果。”
“那么，其實利天下最終還是以人為本。”
“我說，民之所欲，天之所志。”
“那么，民之所欲的最終，不就是使人各得其所長、鈞其分職、皆其所喜嗎？”
“既然可以使人各得其所長、鈞其分職、皆其所喜，那么結果必然就是天下事當、得、備。”
“天下事當、得、備，那么不就是利天下嗎？”
“既然這樣，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讓人們各盡所能，各負其責，分派的工作都是各人所愛呢？”
“這又需要每個人都能夠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擅長什么、有什么能力。”
“怎么才能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擅長什么、有什么能力呢？”
“這就需要每個人都能滿足最基本的需求，將民之三患解決，使饑者得食物、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然后才能夠學習，知曉自己的喜好、擅長、能力。”
“那么，怎么樣才能夠讓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呢？”
“這天下有貧有富、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本源，又是什么呢？”
“解決不了這個本源，那就永遠不能讓人各盡所能、各負其責、各喜其勞。”
“做不到以上，便又不可能達成民之所欲。”
“不能讓天下人自由選擇自己所欲，那么這就是虛假的達成了民之所欲、天之所志、民主君神。”
“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所欲，是兼民之所欲的基礎。”
當他推論到這一步，其實已經觸摸到了那層可怕而真實的面紗。
為何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
又為何會有人可以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食鼎烹油？
其實，索盧參開始思考的這個問題，換一種說法，叫做《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索盧參已經想到了這里，也隱約覺察到了問題的本源，但他暫時不準備向下去想了，因為這可能是一個需要窮究一生才能得以解決的問題。
他此時想到的，還是適的那番話，那番關于“因為我們研究治政、軍事、戰爭；所以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有機會研究九數、幾何、機械、造船、稼穡、百工”的話。
本源是一個問題，而本源之外的天志技巧，又是另一個問題。問題的關鍵，是解決，而不是解釋。
現在，他遠行萬里，來到了這一處不亞于諸夏中土的國度，所要做的不僅僅是去思索去解釋這一切的本源，更要學會那些有助于實現樂土的技巧。
這……正是他疑惑于該往何處去的根源。
是去占星、天文、幾何更發達一些的西王母之國？
還是去九數、軍陣、百工、機械更發達一些的希臘？
亦或是留在這里學習造船、銅藝、建筑？
這都是可以學習的，這都是可以助于達成“民之所欲”的樂土天下的。
再說三年之期已到，巨子年邁，三年杳無音訊，是不是先行回去，等到以后再來？
巴別塔的廢墟之前，索盧參猶豫許久，終于召集了所有墨者，共商大義，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激烈的討論之后，眾人表決，達成一致。
五日后，索盧參將這三百余人分開，賣掉了所有的絲綢、染料、工藝品和玻璃珠，甚至拿出了三十支火槍和六桶火藥，從總督那里換取了足夠的大流克金幣。
他親率百人前往希臘。由擅長九數天文的一些人，前往西王母之國。剩余的人，在每個人分了數量不菲的金幣后，讓他們留在此地，或是加入造船廠、或是學習建筑、或是以雇傭兵的身份加入到海軍之中，看看這些人到底是怎么打海戰與航海的。也或者，拿著那些錢，在這里正常的生活，也足夠一段時間。
在這期間，除了墨者的生活學習成組織且必須按照規矩來之外，其余人一切自由，甚至可以娶妻生子只要本地人愿意。
他約定了六年的時間，讓分開的眾人收集學識、謄寫知識、記錄技巧，五年后在巴比倫再見，愿意返回中土的，他會帶他們回家。
三個月后，索盧參站在以弗所雄壯的阿爾忒彌斯神殿之前，詢問著同行的藍馬和那幾名斯巴達奴隸，問道：“還有多遠達到你們的家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