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耽擱了一會兒，不過1點多也該算中午——吃飯去！
步出大理寺正廳，孫紹宗摸出懷表掃了一眼，發現已經將近午時十一點，心下不由暗嘆了一聲。
雖說先前兩天就已經發現，這大理寺上下人浮于事，可今兒這場圓桌會議，還是刷新了孫紹宗的認知。
堂堂大理寺三位堂官，聚在一起商議了半日，討論的竟是萬壽節時，到底要不要帶那只白象一起入宮賀壽。
敢不敢再無聊點兒？！
當然，這事兒也不是不能討論，畢竟以前還沒有先例——白象被封為正一品的那年，恰逢廣德十年大壽，請的是京城老叟，沒文武百官什么事兒。
后面又因為日食的緣故，萬壽節連著停辦了兩年。
直到今年，朝廷才又恢復了在京四品文武官員，在萬壽節當日入宮賀壽的規矩。
因而也便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只有正一品官銜的白象，要不要也按品級帶去賀壽？
可就算有疑問，也沒必要專門抽出一個上午，引經據典的扯個沒完沒了吧？！
直接給皇帝上個折子，問一問不就結了？
歸根到底，就是閑的蛋疼！
孫紹宗又是不屑、又是憋悶，徑自到了左寺屬衙，卻不急著回自己的官署，而是趁機里里外外轉了一圈。
來這大理寺上任已經是第三天了，卻還連左寺屬衙的格局都沒鬧清楚，這可不是孫紹宗為官的一貫風格。
卻說不轉不知道，一轉之下才發現，這左寺屬衙用來辦公，簡直是糟踐了——寺中有近半院落都是傍水而建，期間點綴著涼亭朱閣七八棟，皆可將湖光水色盡收眼底。
其中一個院落里，竟還用水車、竹管引了條小溪，專行那曲水流觴的把戲。
從痕跡上來看，這些設施應該是經常有人使用的，頻率遠超居中那座斷案用的內堂。
這官當得，都跟度假差不多了！
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帶著一肚子‘任重道遠’的心思，搖頭嘆息著回了自己官署，進門就見柳湘蓮正扒拉幾塊銅牌子——卻是已經到了點菜時間。
孫紹宗湊上去掃量了幾眼，發現比刑名司豐盛了不少，還有幾道用什剎海水產，專門制作的特色菜。
撿那新鮮的隨便勾選了十來道，孫紹宗又交代幫廚的雜役，順路把寺丞楊志銘喊來一起用餐。
“二……”
待那雜役領命去了，柳湘蓮面色頓時一垮，張口想喊二哥，忽又想起這是在衙門，忙改口道：“東翁，昨兒忙成那鬼樣子，今兒我鉚足了勁兒，卻枯坐在這里一整個上午，連個鳥毛都沒瞧見半根！”
“叫二哥就成，什么東翁不東翁的，聽著別扭。”
孫紹宗說話便進了里間，在那酸梨木的書桌上鋪開了紙筆，又取了一錠祗園齋出的集錦墨，在端硯里注水研磨著。
柳湘蓮見狀，忙奪在手里，邊搗弄邊抱怨著：“二哥，我是來給您當師爺的，總不能就這么閑著吧？”
“急什么。”
孫紹宗順勢往那高背椅上做定，用手指梳攏著筆尖上的紫毫，微一咧嘴道：“你二哥我是屬墜子的，既然到了這大理寺為官，就不會一直跟他們玩和光同塵的把戲。”
說到這里，他忽然想起許諾，要帶趙楠來幫襯柳湘蓮的，昨兒‘睡’的太早，就把這事兒給耽擱了。
于是又道：“那幫手，我明兒再給你帶來，趁著眼下還沒忙起來，你同他好生熟悉一下，免得……”
“大人！”
正說著，就聽外面有人揚聲呼喊。
見柳湘蓮還在那里研墨，孫紹宗無奈的沖他使了個眼色，他這才恍然大悟，忙撇下那端硯出去應對。
那墨汁雖還沒完全研磨開，但用來打草稿也勉強夠用了。
于是孫紹宗便提筆沾了些，在那雪白的宣紙上，前言不搭后語的胡亂涂抹著。
不多時，柳湘蓮便領了左寺丞楊志銘進來，因瞧見孫紹宗正在提筆疾書，那楊志銘忙攔住柳湘蓮不讓通報，又往角落里挪了挪，三十五度躬身侍立。
孫紹宗眼皮也不抬一下，口中卻問：“咱們寺里羈押待審的案子，眼下都有哪些？”
楊志銘忙把身子又低垂了些，賠笑稟報道：“回大人的話，刨去正在偵辦的戶部給事中一案，還有三名知縣、一名同知、以及寧波府守備在押待審。”
以前在順天府的時候，多是處置民間百姓的案子，如今到了這大理寺，倒有些‘非官莫入’的意思。
他又追問道：“都是些什么罪名？下午你把卷宗送來，咱們趕在萬圣節前清一清，也算是給陛下賀壽了。”
“這……”
楊志銘抬頭瞄了孫紹宗一眼，見他依舊伏案疾書，絲毫看不出心思如何，便也只得訕訕答道：“大多都是些貪腐之徒，只那寧波府守備，是因為貽誤戰機被王太尉參劾下獄。”
說到這里，他吞了口唾沫，這才繼續道：“那幾個貪官，人雖然押在咱們這里，可抄檢的結果、以及具體罪狀，都察院那邊還沒有行文過來，因此……因此怕是不好定罪。”
“至于寧波府守備，按例這等貽誤戰機的罪名，兵部那邊兒先要徹查，然后再將結果報到咱們這兒。”
孫紹宗聽到這里，終于停下筆，抬頭盯著楊志銘道：“如此說來，咱們堂堂大理寺，竟是只能等別人查清楚一切，再照本宣科的判罰嘍？”
被這鷹鷲也似的眸子牢牢盯住，楊志銘心下便有些打鼓，連吞了幾口唾沫，才又鼓起勇氣訕笑道：“這……這也是往年的成例，再說人犯畢竟是都察院拿下的，咱們也不好隨便插手。”
“成例？呵呵……”
孫紹宗嗤笑一聲，太上皇初登大寶時，曾任命名臣許秦為大理寺卿，那時候大理寺的名頭一度蓋過了刑部、都察院。
當時可沒聽說過，大理寺的成例是‘等、靠、要’三字。
當然，在孫紹宗看來，大理寺最大的頑疾，還不是這等官僚作風，而是本身的制度就極其不接地氣。
名義上，各省提刑按察使司，歸屬于三法司管轄。
但大理寺既不似刑部那樣，掌握刑名官吏提舉、考察的權利，又不似都察院那樣，有稽查百僚的職司，更在各省駐有監察御史。
再加上刑部、都察院都是正二品構架，偏大理寺最高只有三品，與各省按察使平級——這上下級便也不那么牢靠了。
若是有個威望足夠的能臣坐鎮大理寺，主動邀攬各地的重大案件，或許還不顯什么。
可一旦遇到魏益這種得過且過的，這大理寺就幾乎淪為了擺設。
想要扭轉這種局面，指望沒一任大理寺卿都是能吏，是絕不靠譜的。
真正想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得從制度上著手，讓大理寺的觸角扎根于地方，而不是高高在上、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
當然，這種改變怕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的。
好在孫紹宗剛來，還有的是時間與他們消磨——而后世法院體系的一些理念做法，也或許可以借鑒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