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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興,百姓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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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北宋建國開始就有了一套相對完備的戶籍制度,這套制度把戶口分成了主戶和客戶。主戶又稱稅戶、編戶,專指城市里有房產、農村有田產、應該納稅服役的人口,只要承擔了一文錢稅也算主戶。

  主戶里還分為坊廊主戶和鄉村主戶,相當于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鄉村主戶里又分成了五等,田產超過三傾的算第一等;一傾到三傾的算第二、第三等;不超過五十畝算四等;二十畝以下為五等。

  一二三等鄉村主戶稱為上戶,算地主,四五等為下戶,算自耕農。有些五等主戶全家只有幾畝地,不得不租用別人的土地耕種,就算半自耕農。

  客戶也分廊坊客戶和鄉村客戶,鄉村客戶叫佃戶、莊客、地客、浮客、旁戶。他們沒有田地,按照后世流行說法是不占有生產資料,靠租種地主的田地生活。

  鄉村客戶不用向國家繳納和土地有關稅賦,只需按照租約把土地租金向地主繳納清楚就夠了,這片土地的稅務由地主負責。

  這聽上去挺合理,可問題來了,大多數土地都在誰手里呢?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朝廷有關土地稅收的一系列問題也就隨之明朗了。

  由于北宋建國之初為了鼓勵百姓恢復由于戰亂荒廢的耕地,采取了與前朝完全不同的土地政策,允許土地私有化,誰開墾出來就歸誰所有。

  這么做不能說錯,應該算是一種進步,它可以迅速恢復全國農業生產規模。但凡事兒都有兩面,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

  這時的主客戶有多少呢?巧了,洪濤知道,他有權利調閱朝廷的相關資料,去大名府時就研究過。按照元豐八年的統計,全國共有一千六百五十萬戶,其中主戶一千萬出頭,客戶五百七十多萬。

  刨去很少的一部分坊廊客戶,絕大部分都是鄉村客戶,大概占據總戶籍數量的35左右。

  這個數字必須有出入,以宋代的統計能力和統計手段,再加上各種逃避稅賦的客戶,出入還不會太小,但從總量上來講算是最靠譜的數據。

  按照這個官方數字,全國的耕地應該集中在三分之二的主戶手中。如果真是這樣,洪濤就不折騰了,很正常嘛。

  可現實比數字殘酷的多,全國耕地中的七成到八成,并不在三分之二的主戶手中,而是在形勢戶手里。

  形勢戶,也叫官戶,聽名字就該知道了吧,沒錯,就是當官的。按照大宋律,各級官員都允許擁有一部分不需繳納稅賦的土地,同時還免差役。

  像洪濤這種一品大員,家里可以有一百傾田畝是免稅的,以此類推,到九品官降到五傾。一宋頃等于五十畝,九品官就有二百多畝免稅田,一品大員則高達五千畝。

  這還不算完,洪濤在大名府干掉了幾十座寺廟,弄出十多萬畝根本不屬于寺廟免稅范圍內的耕地,這些地也是官員和地主的,為了少繳稅全都掛在寺廟名下。

  算完這筆賬,大概就清楚為啥真正種地的農戶反倒過不上好日子。全國七成的土地全掌握在官員、寺廟、皇莊手里,不交稅或者少繳稅,剩下不到三成的土地才是土地稅收的主力。

  想用三成土地養活北宋龐大的政府和軍隊,除了大力發展工商業之外,加稅是必然的。而這么做是個惡性循環,因為承受大部分稅收的是鄉村主戶,也就是中小地主階級。

  他們的負擔一旦過重,再趕上天災,馬上就有可能破產變成客戶,而他們的土地又成了官戶和寺廟的免稅田畝。長此下去納稅的田畝會越來越少,國家的稅賦也會越來越重,直到最終壓垮整個土地政策和整個地主階級。

  這個問題北宋朝廷不是沒想到,也不是不想改。王安石的新政為啥受到舊黨的玩命阻攔?就是因為新政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其中有一大塊就是土地收益。

  一個國家要想變的富強,光城里人吃飽穿暖、精英階級高官厚祿遠遠不夠,讓為數眾多的農民日子好過才是重點。

  孟子不是說了嘛,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對于這句話洪濤非常認同。

  怎么才能減少農民的負擔呢?這事兒改起來比較難,或者說對洪濤而言比較難。他無法說服皇帝和大臣改變土地政策,這個建議比王安石的新政還難以被既得利益階級接受。

  假如王安石的新政無法為朝廷快速增加收入,想必神宗皇帝也不會支持他。現在想有所作為的神宗皇帝死了,新皇帝明擺著是個保守派,自己還去觸碰士大夫階層的土地利益,那不是找死嘛。

  說白了吧,政府想多收錢是天生的立場,農民想少交錢也是骨子里帶的需求。

  政府和人民是一對兒天然的對頭,卻還要綁在一起不離不棄。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兩邊相對平衡,政府別收太多、農民也別交太少。

  這個平衡點很難找,人類社會少說也探索了幾千年,那么多大拿、大能愣是沒太搞明白,洪濤也不指望自己能有一蹴而就的本事。

  強行鼓動人民和政府去爭奪權力,最終的結果有兩個。第一,自己成功了,帶著百姓殺得血流漂杵,推翻政府建立了新政府。結果摸摸兜兒,發現空空如也。

  想建設、想強兵還得收稅,保不齊比原來政府收的還多。因為被戰火摧毀的事物還要重建,這部分成本也得加在百姓頭上。

  就算自己不想收,但手下人呢?不可能人人都是穿越者,都能看到千年之后。他們跟著自己拋頭顱灑熱血的玩命圖啥?還不是圖個權利,要是啥都不給,那自己就是接著被推翻的那個。

  第二,自己失敗了,那就更干脆了,咔嚓一刀人頭落地。穿越者也不是孫悟空,腦袋沒了照樣會死,或者又穿越到別的年代。

  這兩種結果洪濤都不想要,他覺得應該還有第三條路,沒必要非玩零和游戲,讓政府和人民雙贏多好,后者說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變革。

  以洪濤的認識,政治也是一樁買賣,復雜得多的買賣。既然是做買賣,必須按照做買賣的規律辦事兒,要考慮成本和收益。

  俗話講開源節流,減少稅收就是減少農民的支出,現在看來顯然不太現實。那么不鉆牛角尖,換個思路想一想,能不能在增加收入上有辦法呢。

  假如一畝地能產出更多糧食,農民手里剩的錢就會多一些,單位土地可以養活的人口也相對多,生活就能好過點。

  這么做確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政府過分剝削的問題,但它有可能提高農民的思想認識水平,只要稅收別跟著馬上提高就成。

  隨著農民的認知水平提高,政府剝削的難度就會加大。馭民五術里不是說了嘛,要先壹民,也就是說愚民,讓百姓都只有一種思想就好擺布了。假如農民有了閑工夫和閑錢去學習,壹民的難度就相對增大。

  通過這幾輩子的總結,洪濤得出一個經驗,凡事兒別琢磨如何完全杜絕或者改變,最好一步步增加或者減少,用量變引起質變,這樣的可行性相對高。

  因為有些事的想法和結果往往是相悖的,初衷好并不一定結果就好,先從不起眼的小事兒做起最穩妥,即便做錯了也不會對整體造成大傷害。一邊做一邊思考衡量,逐步接近問題關鍵,最終才有可能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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