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建國開始就有了一套相對完備的戶籍制度，這套制度把戶口分成了主戶和客戶。主戶又稱稅戶、編戶，專指城市里有房產、農村有田產、應該納稅服役的人口，只要承擔了一文錢稅也算主戶。
主戶里還分為坊廊主戶和鄉村主戶，相當于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鄉村主戶里又分成了五等，田產超過三傾的算第一等；一傾到三傾的算第二、第三等；不超過五十畝算四等；二十畝以下為五等。
一二三等鄉村主戶稱為上戶，算地主，四五等為下戶，算自耕農。有些五等主戶全家只有幾畝地，不得不租用別人的土地耕種，就算半自耕農。
客戶也分廊坊客戶和鄉村客戶，鄉村客戶叫佃戶、莊客、地客、浮客、旁戶。他們沒有田地，按照后世流行說法是不占有生產資料，靠租種地主的田地生活。
鄉村客戶不用向國家繳納和土地有關稅賦，只需按照租約把土地租金向地主繳納清楚就夠了，這片土地的稅務由地主負責。
這聽上去挺合理，可問題來了，大多數土地都在誰手里呢？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朝廷有關土地稅收的一系列問題也就隨之明朗了。
由于北宋建國之初為了鼓勵百姓恢復由于戰亂荒廢的耕地，采取了與前朝完全不同的土地政策，允許土地私有化，誰開墾出來就歸誰所有。
這么做不能說錯，應該算是一種進步，它可以迅速恢復全國農業生產規模。但凡事兒都有兩面，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
這時的主客戶有多少呢？巧了，洪濤知道，他有權利調閱朝廷的相關資料，去大名府時就研究過。按照元豐八年的統計，全國共有一千六百五十萬戶，其中主戶一千萬出頭，客戶五百七十多萬。
刨去很少的一部分坊廊客戶，絕大部分都是鄉村客戶，大概占據總戶籍數量的35左右。
這個數字必須有出入，以宋代的統計能力和統計手段，再加上各種逃避稅賦的客戶，出入還不會太小，但從總量上來講算是最靠譜的數據。
按照這個官方數字，全國的耕地應該集中在三分之二的主戶手中。如果真是這樣，洪濤就不折騰了，很正常嘛。
可現實比數字殘酷的多，全國耕地中的七成到八成，并不在三分之二的主戶手中，而是在形勢戶手里。
形勢戶，也叫官戶，聽名字就該知道了吧，沒錯，就是當官的。按照大宋律，各級官員都允許擁有一部分不需繳納稅賦的土地，同時還免差役。
像洪濤這種一品大員，家里可以有一百傾田畝是免稅的，以此類推，到九品官降到五傾。一宋頃等于五十畝，九品官就有二百多畝免稅田，一品大員則高達五千畝。
這還不算完，洪濤在大名府干掉了幾十座寺廟，弄出十多萬畝根本不屬于寺廟免稅范圍內的耕地，這些地也是官員和地主的，為了少繳稅全都掛在寺廟名下。
算完這筆賬，大概就清楚為啥真正種地的農戶反倒過不上好日子。全國七成的土地全掌握在官員、寺廟、皇莊手里，不交稅或者少繳稅，剩下不到三成的土地才是土地稅收的主力。
想用三成土地養活北宋龐大的政府和軍隊，除了大力發展工商業之外，加稅是必然的。而這么做是個惡性循環，因為承受大部分稅收的是鄉村主戶，也就是中小地主階級。
他們的負擔一旦過重，再趕上天災，馬上就有可能破產變成客戶，而他們的土地又成了官戶和寺廟的免稅田畝。長此下去納稅的田畝會越來越少，國家的稅賦也會越來越重，直到最終壓垮整個土地政策和整個地主階級。
這個問題北宋朝廷不是沒想到，也不是不想改。王安石的新政為啥受到舊黨的玩命阻攔？就是因為新政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其中有一大塊就是土地收益。
一個國家要想變的富強，光城里人吃飽穿暖、精英階級高官厚祿遠遠不夠，讓為數眾多的農民日子好過才是重點。
孟子不是說了嘛，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對于這句話洪濤非常認同。
怎么才能減少農民的負擔呢？這事兒改起來比較難，或者說對洪濤而言比較難。他無法說服皇帝和大臣改變土地政策，這個建議比王安石的新政還難以被既得利益階級接受。
假如王安石的新政無法為朝廷快速增加收入，想必神宗皇帝也不會支持他。現在想有所作為的神宗皇帝死了，新皇帝明擺著是個保守派，自己還去觸碰士大夫階層的土地利益，那不是找死嘛。
說白了吧，政府想多收錢是天生的立場，農民想少交錢也是骨子里帶的需求。
政府和人民是一對兒天然的對頭，卻還要綁在一起不離不棄。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兩邊相對平衡，政府別收太多、農民也別交太少。
這個平衡點很難找，人類社會少說也探索了幾千年，那么多大拿、大能愣是沒太搞明白，洪濤也不指望自己能有一蹴而就的本事。
強行鼓動人民和政府去爭奪權力，最終的結果有兩個。第一，自己成功了，帶著百姓殺得血流漂杵，推翻政府建立了新政府。結果摸摸兜兒，發現空空如也。
想建設、想強兵還得收稅，保不齊比原來政府收的還多。因為被戰火摧毀的事物還要重建，這部分成本也得加在百姓頭上。
就算自己不想收，但手下人呢？不可能人人都是穿越者，都能看到千年之后。他們跟著自己拋頭顱灑熱血的玩命圖啥？還不是圖個權利，要是啥都不給，那自己就是接著被推翻的那個。
第二，自己失敗了，那就更干脆了，咔嚓一刀人頭落地。穿越者也不是孫悟空，腦袋沒了照樣會死，或者又穿越到別的年代。
這兩種結果洪濤都不想要，他覺得應該還有第三條路，沒必要非玩零和游戲，讓政府和人民雙贏多好，后者說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變革。
以洪濤的認識，政治也是一樁買賣，復雜得多的買賣。既然是做買賣，必須按照做買賣的規律辦事兒，要考慮成本和收益。
俗話講開源節流，減少稅收就是減少農民的支出，現在看來顯然不太現實。那么不鉆牛角尖，換個思路想一想，能不能在增加收入上有辦法呢。
假如一畝地能產出更多糧食，農民手里剩的錢就會多一些，單位土地可以養活的人口也相對多，生活就能好過點。
這么做確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政府過分剝削的問題，但它有可能提高農民的思想認識水平，只要稅收別跟著馬上提高就成。
隨著農民的認知水平提高，政府剝削的難度就會加大。馭民五術里不是說了嘛，要先壹民，也就是說愚民，讓百姓都只有一種思想就好擺布了。假如農民有了閑工夫和閑錢去學習，壹民的難度就相對增大。
通過這幾輩子的總結，洪濤得出一個經驗，凡事兒別琢磨如何完全杜絕或者改變，最好一步步增加或者減少，用量變引起質變，這樣的可行性相對高。
因為有些事的想法和結果往往是相悖的，初衷好并不一定結果就好，先從不起眼的小事兒做起最穩妥，即便做錯了也不會對整體造成大傷害。一邊做一邊思考衡量，逐步接近問題關鍵，最終才有可能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