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協定》帶來的影響愈演愈烈，許多進步人士發表文章，措辭激烈地批評南京政府的賣國行徑。幸好這陣子大家都在關注自然災害，再加上《何梅協定》沒有獲得證實，否則全國上下都要鬧翻天。
順便一提，有一部叫做《風云兒女》的電影正在熱映，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隨之廣為傳唱。
田漢先生受邀為主題曲作詞，剛剛完成創作就被抓捕入獄。他在獄中把歌詞寫在香煙包裝紙背面，由探監的同志轉帶給電影公司。聶耳先生也正面臨著特務的抓捕，主動要求為愛國電影譜寫主題曲。他逃往日本后收到歌詞，并將寫好的曲譜寄回上海。
這兩位先生，一個困居監獄之中，一個逃亡異國他鄉，共同完成了未來中國的國歌。
只可惜，聶耳很快就死了，在日本游泳時意外溺水而亡，年僅23歲。
周赫煊前段時間還跟聶耳有過通信，聶耳說他準備走西伯利亞鐵路去蘇聯，周赫煊寫信勸他快點動身，就是想要避免這出悲劇。
但不知為何，聶耳遲遲都未登船離開日本。
關于聶耳的死因，后世有很多說法。比較主流的，是聶耳游泳時突發心臟病；陰謀論者，則認為聶耳死于日本人毒殺，因為當時《義勇軍進行曲》廣為傳唱，招來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嫉恨。
九月中旬，長江和黃河的大洪災已經進入尾聲，但依舊有不少地方還處于水患當中。
就在這個時候，周赫煊帶著妻子張樂怡、秘書于珮琛，啟程坐船前往倫敦。
他們所乘的輪船還在大洋上航行，以沙遜為代表的在華利益派英商，已經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宣傳。
萊姆豪斯，未來的倫敦唐人街所在地。
早在道光年間，就陸續有一些中國勞工和水手流落倫敦，在船廠區落戶安家。到了光緒年間，這里的華人越來越多，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唐人街。
后世的倫敦唐人街以餐館和超市聞名，而在30年代，這里是倫敦最有名的貧民窟和合法鴉片煙館聚集地。
即便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有時候也會光顧唐人街，因為在這里吸鴉片很安全、便捷和實惠。
就在去年（1934年），此地被倫敦市政府勒令拆除，畢竟實在有礙觀瞻，但依舊有大量華人賴著不走。僅僅一年時間，各種窩棚、木板房、鐵皮房又重建起來，甚至還建起一些兩層小樓。
無論何時何地，中國人的生存力總是那么頑強。
一家兩個月前才重新開張的餐館里，正有十多個中國留學生在開會，而負責會議聯絡、招待和后勤工作的，則是這家餐館的老板。
餐館老板叫做劉興祖，爺爺輩就已經在倫敦定居。他不屬于任何黨派，甚至沒讀過多少書，長得瘦小猥瑣，你很難相信這種人會組織留學生開會。
這要從“九一八事變”說起，東北淪陷的消息傳到海外，震驚了無數華僑和留學生，他們自發的開展各種抗日救亡活動。
30年代的海外抗日救亡活動，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家各自展開行動，各人抱著自己的見解，有主張立即抗戰的，有主張積蓄力量的，有主張和平統一的，有主張武力統一的。各種小團體五花八門，一盤散沙，雖然熱情高漲，但是毫無組織性可言。
第二階段，復興社（藍衣社）成立，老蔣的勢力趁虛而入。復興社高舉國家大義的旗幟，一邊吸納留學生加入，一邊號召海外華僑捐款。但他們卻一直鼓吹“攘外必先安內”，活動經費用去無數，卻沒有任何成效可言。甚至有留學生提出反對意見，復興社居然以停止留學經費而威脅。
到了現在，海外抗日救亡運動即將進入第三階段。
那些對國黨復興社強烈不滿的華僑和留學生，開始自發聯合起來，由華僑提供活動經費，留學生組織抗日團體，共同開展真正的抗日救亡運動。
今天主持會議的留學生叫楊凱，他是周赫煊資助的第三批留英學生：“昨天，我們確立了團體名稱、組織框架、聯絡體系、活動綱領等等，今天具體討論實際的抗日救亡策略。暢所欲言，季銘星同學負責會議記錄。”
立即有人舉手道：“我覺得，我們首要工作是宣傳，讓洋人和海外華人都清楚局勢的發展，清楚中國遭受的苦難。宣傳主要分三種方式：第一，社交宣傳。利用聯誼活動、學術活動等等，聯絡新聞記者和各國同情人士，并努力爭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第二，口頭宣傳。盡量結交更多的外國朋友，通過日常的交流，盡可能獲取他們的友誼和同情；第三，文字宣傳，比如出版英文刊物，印發英文小冊子和宣言等等。我說完了，希望各位同學采納支持。”
“啪啪啪！”
楊凱帶頭鼓掌，贊揚道：“許立勤同學的發言高屋建瓴，很有水平。特別是文字宣傳，這一點必須做好。大家繼續！”
又有人舉手說：“我們的人太少，影響力幾乎為零。我認為應該聯絡更多的抗日救亡團體，組建一個英國抗日救亡大聯盟，把聲勢搞大起來。同時，拒絕復興社的國黨走狗加入，他們只會帶壞組織風氣！”
“對，不能讓復興社的人進來，”有個留學生氣得破口大罵，“老子去年加入他們的抗日團體，把辛苦打工賺的錢都捐了做活動經費，自己只能一天吃兩頓。結果呢？我曹他麻個比，屁事都不干，除了開會扯淡，就是幫老蔣宣傳內戰！”
楊凱連忙說：“開會呢，別說臟話。對于復興社，我也不愿他們加入，這一點補充進章程里邊。大家繼續。”
眾人暢所欲言，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聯絡和引導更多華僑，比如跟國內取得穩定聯系，確立越洋捐款通道，組建抗日學術研究小組等等。
會議氣氛很熱烈，那種齊心協力愛國救亡的真摯感情，感染了在場每一個人，渾身上下的熱血似乎都已經沸騰起來。
“九一八事變”就跟甲午戰敗一樣，帶給國人太大的刺激，同時也催生了無數偉人和默默無聞的愛國者。
咱們就拿科學巨匠錢偉長先生舉例，他最開始是學歷史的，因為受到“九一八”刺激才轉攻物理。
當聽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的消息，錢偉長認為學歷史沒用，應該學造飛機大炮，中國才能不受人欺負。他急匆匆跑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的辦公室，結果發現已經排起了長龍，有五分之一清華學生都跑來報物理系了，而當時物理系招生只有10個名額。
排了很久的隊，錢偉長終于見到物理系主任吳有訓，他激動地說：“目前我們祖國迫切需要的是科學技術，是飛機大炮！所以我要學物理，我的數理化成績雖然不好，但我有決心趕上去，這一點請先生放心！”
吳有訓主任被他的真誠感動了，非常欣慰，然后看了一下錢偉長的成績，非常果斷地拒絕了他。
錢偉長的物理，居然足足考了……5分！
最終錢偉長還是讀了物理系，因為吳有訓被他纏得實在沒辦法了，只能答應讓他先試著學一年，于是未來的物理大師就誕生了。
這個年代的愛國精神，那是21世紀的人們無法想象的。
餐館里的會議，差不多開到傍晚才結束。老板劉興祖舉著一張剛剛出爐的晚報沖進來，高興地大喊道：“各位同學，有好消息！周赫煊周先生，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諾貝爾醫學獎的候選人，報紙說他是‘來自遠東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