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伯納雖然被周赫煊懟得服軟，但他依舊風光無限，甚至有文化界的學者，專門從北平、天津慕名南下來拜訪。
張君勱兩年前在北平發起“再生社”（國社黨前身），取“再造中華”之意。他目前正在準備創立“中國國家社會黨”，走的就是英國工黨路線，于是每天悉心向前輩請教經驗。
阿瑟·亨德森感慨地說：“漸進社會主義路線是非常難走的，即便在政治體系比較完善的英國，也花費了20年時間才成為執政黨。這種政治理念，嚴重影響了資本家的利益，必將受到來自資產階級的反撲，所以現在英國的工黨也成為了在野黨。根據我這些天的考察，中國的政治環境很糟糕，漸進社會主義路線比英國更難成功。”
“貴黨當年是如何上臺執政的？”張君勱問道。
阿瑟·亨德森說：“早期就是不斷的宣傳工黨政治理念，贏得中下層群眾的支持，漸漸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工黨的上臺多虧了歐洲大戰（一戰），這種非常時期的國戰，英國往往會組建聯合內閣。而我們工黨支持政府對德宣戰，從而加入自由黨的聯合內閣，并以此一步步擴大自己的力量。”
張君勱立即醒悟：“我明白了，想要執政，必須先融入當局政府。”
“是的，”阿瑟·亨德森道，“沒有政府支持的黨派，永遠只能做在野黨，永遠沒有施展自己理念的機會。”
張君勱心里已經有譜，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他的國社黨必須利用未來的戰爭，靠支持常凱申來贏得參政議政的機會。歷史上，他也是這樣做的，可惜常凱申的倒行逆施讓他徹底死心。
張君勱跟老蔣是有仇的，他現在有一條腿瘸著，就是拜常凱申所賜。但為了壯大國社黨，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在未來必須選擇支持常凱申。
張君勱跟阿瑟·亨德森交流融洽，青年黨的李璜等人則避而遠之。因為阿瑟·亨德森不喜歡青年黨的“國家主義”，認為那太激進了，而且沒有清晰的治國主張。
當阿瑟·亨德森留在南京考察的時候，蕭伯納被孫夫人邀請去上海，大肆進行抗日宣傳活動。蕭伯納的每次演講，都要吸引來無數學生群眾聆聽，左派人士把蕭伯納譽為“國際和平主義圣人”。
然而，蕭伯納這個“圣人”，很快就在中國待得膩歪了，轉而坐船跑去日本旅游。他對外聲稱是去做國際考察，結果在日本住了一段時間后，大贊日本人的秩序性和執行力。
周赫煊對常凱申無比失望之余，干脆啥都不管，一邊陪費雯麗游玩，一邊寫《銀河英雄傳說》寄往英國。
十月底，這是周赫煊在南方停留的最后日子，過幾天就要帶著費雯麗前往天津。
南京，夫子廟。
這一帶保留著諸多明清傳統建筑，夾雜在這些建筑之間的，是一棟精美的三層鋼筋混凝土大樓——首都大戲院。
首都大戲院去年初建成，樓上樓下共有1400多個座位，規模放在全國也是數一數二。
因為今天有一部好萊塢影片上映，周赫煊就帶著費雯麗去看電影。兩人來到戲院外，站在街上便能看到兩副宣傳海報，一副是好萊塢片《紅塵》，一副是國產片《神女》。
《紅塵》屬于好萊塢電影皇帝克拉克·蓋博的第二部作品，幾個月前才在美國上映，現在居然南京也可以看到，可見好萊塢的海外發行能力之強。
事實上，早在20年代，美國的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等八大電影公司，就先后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
由于當時中國關稅沒有自主，美國影片在中國上映，只需繳納一次極低的進口關稅。而國產片由于厘金制度，在運輸過程中要被征稅，在各地放映時還要征稅，導致國產片在國內的發行成本，居然比美國片還更高。
自從南京國民政府收回關稅自主權，并取消厘金制以后，國產電影就迅速繁榮起來，這是在北洋統治時期無法實現的。
周赫煊挽著費雯麗的手，走進首都大戲院的售票室，發現看電影的觀眾還挺多，他們必須慢慢排隊才可以。
售票室里放著一種類似雜志的印刷品，是戲院的院刊，里面有新片預告、電影說明、電影評論等內容。
這年頭居然出現了專業影評人，周赫煊對此頗為驚訝。院刊的新片預告也寫得很詳細，比如某月某日，將有某某電影上映，票價多少都寫得非常清楚。電影說明也很有意思，演職人員表、故事梗概、幕后故事都講得清清楚楚，極大的方便了人們觀影。
比如《神女》的電影說明中，就重點講述了編劇周赫煊先生，以及原版小說的詳細情況，并歷數這部電影的拍攝之不易。
《神女》的拍攝過程確實歷經坎坷，籌拍到現在已經快兩年時間了。由于是最新式的有聲電影技術，光培養錄音師就用了一個月，導演掌握相應技術也用了兩個月。
結果拍到一半，“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
投資者之一的羅明佑，在東北有六家影院，當時正忙著更換有聲播放設備。日本人一入侵，這些影院投資全打了水漂，資金頓時捉襟見肘。屋漏偏逢連夜雨，很快淞滬之戰開打，《神女》的拍攝完全被擱置。
不但《神女》劇組停工，整個聯華影業公司都逃離了上海，從經理到員工全部避難香港。直到《淞滬停戰協定》簽署，阮玲玉等人才重新返回上海繼續拍攝，期間足足耽擱半年之久，耗時近兩年終于把《神女》給拍出來。
周赫煊看著《神女》的電影說明書，不禁面露苦笑：這部電影恐怕很難收回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