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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蔣作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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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受美國的經濟危機影響比較晚,但持續的時間卻極長。而德國卻正好相反,它幾乎是受美國經濟危機影響最早的歐洲國家。

  為何會如此呢?

  因為20年代德國經濟的復蘇趨勢,是以美國提供的短期貸款為基礎的。美國那么一鬧股災,大約200億馬克的貸款被美國突然收回,由此觸發德國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的經濟危機。

  周赫煊在1月中旬抵達柏林時,這邊已經有了蕭條的征兆,不時便能見到失業導致的街頭流浪者。

  離開火車站不久,周赫煊便看到柏林街頭某處聚集著許多市民。一個瘦弱如同病夫般的男子,站在臨時搭建的臺階上,慷慨激昂的做著街頭演講:

  “德國的煤產量在下降,德國的鋼產量在下降,德國的生鐵產量在下降,德國的機器制造產量在下降,德國的發電量在下降,德國的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國庫黃金儲備全都在下降。德國只有失業率在上升,去年夏天,德國的失業人口才120萬人,可半年過去,德國的失業人口已經接近200萬!工人、農民、商販、資本家……德國的每一個國民,生活境遇都每況愈下!是什么造成這種情況的?是無能的議會民主制和政黨政府!德國在那些無能者的帶領下,已經衰敗成民眾分裂、利益沖突嚴重的國家。只有納粹黨當選,通過創造一個超越階級、財產和職業的統一新國家,才將扭轉現在的不利局面……

  魏瑪共和國體制下的各政黨,僅僅代表特定利益集團。所有政黨都該死,他們全都是毀滅德國的那個政黨體制下的一丘之貉,都對制定從凡爾賽合約到道威斯計劃的賠款條件,再到簽訂楊格計劃的政策負有責任。他們缺乏治理國家的能力,導致全社會的苦難。民主、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導致德國無能和虛弱,導致一個偉大的民族卑躬屈膝。

  朋友們,是該清除這腐朽制度的時候了。只有納粹黨領導下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才能維護整個國家的利益!納粹黨領導下的德國將脫胎換骨,新的德國人民,不再是階級、職業和財產的大雜燴。新的德國,將是一個超越所有差別的人民共同體,具備拯救全民族的力量。腐朽和衰老的就國家,必須被一個建立在種族價值觀之上的新國家所代替。這個新國家推崇成就、力量、意志和戰斗精神,這個新國家選賢任能,發揮個性天才,以及恢復德意志整個民族的權力和力量,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帶來這一切……

  德意志萬歲!”

  臺上那個瘦弱男子揮舞著手臂,從嗓子眼里發出尖銳的喊聲,活像個舞臺上的滑稽小丑。

  但路邊的德國人卻被他調動起情緒,不少人跟著嘶聲大喊:“德意志萬歲!”

  周赫煊無奈地搖搖頭,他看到的不是演講,而是戰爭。

  臺上那個搞演講的瘦小男人,也并非希特勒本人,因為希特勒已經被德國政府禁止公開演講了。正在狂呼叫囂的是戈培爾,納粹黨的宣傳部長。

  如果不是受到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希特勒上臺沒那么快。如果不是受到經濟危機影響,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也不會那么容易傳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源頭,不得不說,美國佬得負一定責任。

  就是美國人搞出的股災和經濟危機,嚴重影響到德國和日本的國民經濟,平民生活過不下去,才孕育出滋生法西斯勢力的土壤。

  周赫煊乘車前往駐德公使館,很快見到中國駐德奧公使蔣作賓。

  此君乃晚清新軍出身,秘密參加同盟會。在武昌起義后,他靠嘴皮子游說統一了江西,并擔任九江軍政府參謀長。去年蔣作賓來德國擔任公使,德國政府專門派花車前往德瑞邊境迎接,并在柏林車站派高級官員迎接。

  這個公使館也是剛剛建成的,南京政府撥款不夠,蔣作賓自掏腰包補足,他自己的公使津貼都拿出來了。

  更搞笑的是,南京政府經常欠發使館工作人員薪水。蔣作賓只能自己墊付,結果墊款越來越多,把自己都搞成了窮光蛋。

  十多年后,蔣作賓疾病纏身,窮困潦倒,住在重慶鄉下的一間小屋里,藥買不到,營養不濟,他還在呼吁國民為抗日捐款。

  直到蔣作賓去世,國民政府仍舊欠著他許多薪水,都是當初墊付給使館員工的。

  民國時候真不缺為國為民的清官好官,只不過這些人,一般都沒啥好下場。就拿蔣作賓來說,他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員,可以稱得上元老級別人物,而且還曾如此受重用,最終卻晚景凄涼。

  國好,我好。國窮,我窮。這是蔣作賓在抗戰期間說的話。

  周赫煊語氣恭敬地說:“蔣先生,久仰大名!”

  蔣作賓拉著周赫煊的手,大笑道:“哈哈哈,周先生,我可是等了你好些日子。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跑到蘇聯去了。”

  “去蘇聯做什么?”周赫煊好奇問。

  中國的駐德奧公使,怎么可能擅離職守,親自跑去蘇聯呢?

  蔣作賓解釋說:“蘇聯跟了,我想去從中聯絡一下,希望兩國能夠恢復正常邦交。”

  “那可難了。”周赫煊苦笑。

  “再難也要有人去做,”蔣作賓嘆氣道,“大家都說蘇聯是中國最大的敵人,但都搞錯了啊。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最多十年以內,日本必然入侵中國,到時候聯蘇抗日才是根本。所以,這蘇聯是萬萬不能斷交的。”

  “先生眼光長遠,在下佩服。”周赫煊說。

  蔣作賓連連擺手:“在周先生面前,我可稱不上有眼光。你寫的那本《菊與刀》,真是絕了,將日本分析清晰透徹,我前后拜讀了不下十遍,每讀一遍都有新的收獲。”

  周赫煊笑道:“蔣先生謬贊了。你去年堅持在國聯會議上,用漢語發言,那才是讓人欽佩呢。”

  “這些都是細枝末節的東西,為國家討點面子而已,”蔣作賓感慨道,“中國真正想強大,還得發展工業、軍事和教育,不至于跟日本打仗時沒有應付之力。”

  周赫煊說:“這是正理。”

  “國力需要發展,國家名譽也要發展,”蔣作賓笑道,“這次周先生在美國和法國,就為咱們中國爭光了啊。我聽說,周先生的《神女》,已經排在法國圖書銷售榜的榜首了?”

  “那是沾了龔古爾文學獎的光。”周赫煊笑道。

  自從榮獲龔古爾文學獎后,《神女》的銷量是一路飆升。想想也是,法國人喜歡把龔古爾獎獲獎作品,當做圣誕禮物贈送,那銷量不爆棚才怪。

  僅僅一個月的時間,《神女》新增銷量依然突破30萬冊,總銷量超過50萬冊,成為在法國賣得最好的亞洲文學作品。

  蔣作賓說:“周先生,如今你在德國也頗有名氣了,這次的講學活動,可要多多為國家做正面宣傳。”

  “那是當然。”周赫煊道。

  如今來歐美講學的國人,不管在國內多仇視政府,都不會講自己國家的壞話。因為中國的國際形象已經夠糟糕了,他們只能選好的來講,費盡千辛萬苦為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哪像后世?

  一個區區的留學生,畢業演講時就敢說自己國家待不下去,美國的空氣都是甜的。

  蔣作賓突然問:“周先生想不想跟愛因斯坦來一次交流?”

  “愛因斯坦?”周赫煊驚訝道。

  蔣作賓說:“是啊,愛因斯坦在歐洲名氣極大。如果你和他進行交流的話,肯定能夠引起廣泛關注,這對宣傳中國也是有好處的。我盡量幫你聯絡,他多半也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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