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受美國的經濟危機影響比較晚，但持續的時間卻極長。而德國卻正好相反，它幾乎是受美國經濟危機影響最早的歐洲國家。
為何會如此呢？
因為20年代德國經濟的復蘇趨勢，是以美國提供的短期貸款為基礎的。美國那么一鬧股災，大約200億馬克的貸款被美國突然收回，由此觸發德國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的經濟危機。
周赫煊在1月中旬抵達柏林時，這邊已經有了蕭條的征兆，不時便能見到失業導致的街頭流浪者。
離開火車站不久，周赫煊便看到柏林街頭某處聚集著許多市民。一個瘦弱如同病夫般的男子，站在臨時搭建的臺階上，慷慨激昂的做著街頭演講：
“德國的煤產量在下降，德國的鋼產量在下降，德國的生鐵產量在下降，德國的機器制造產量在下降，德國的發電量在下降，德國的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國庫黃金儲備全都在下降。德國只有失業率在上升，去年夏天，德國的失業人口才120萬人，可半年過去，德國的失業人口已經接近200萬！工人、農民、商販、資本家……德國的每一個國民，生活境遇都每況愈下！是什么造成這種情況的？是無能的議會民主制和政黨政府！德國在那些無能者的帶領下，已經衰敗成民眾分裂、利益沖突嚴重的國家。只有納粹黨當選，通過創造一個超越階級、財產和職業的統一新國家，才將扭轉現在的不利局面……
魏瑪共和國體制下的各政黨，僅僅代表特定利益集團。所有政黨都該死，他們全都是毀滅德國的那個政黨體制下的一丘之貉，都對制定從凡爾賽合約到道威斯計劃的賠款條件，再到簽訂楊格計劃的政策負有責任。他們缺乏治理國家的能力，導致全社會的苦難。民主、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導致德國無能和虛弱，導致一個偉大的民族卑躬屈膝。
朋友們，是該清除這腐朽制度的時候了。只有納粹黨領導下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才能維護整個國家的利益！納粹黨領導下的德國將脫胎換骨，新的德國人民，不再是階級、職業和財產的大雜燴。新的德國，將是一個超越所有差別的人民共同體，具備拯救全民族的力量。腐朽和衰老的就國家，必須被一個建立在種族價值觀之上的新國家所代替。這個新國家推崇成就、力量、意志和戰斗精神，這個新國家選賢任能，發揮個性天才，以及恢復德意志整個民族的權力和力量，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帶來這一切……
德意志萬歲！”
臺上那個瘦弱男子揮舞著手臂，從嗓子眼里發出尖銳的喊聲，活像個舞臺上的滑稽小丑。
但路邊的德國人卻被他調動起情緒，不少人跟著嘶聲大喊：“德意志萬歲！”
周赫煊無奈地搖搖頭，他看到的不是演講，而是戰爭。
臺上那個搞演講的瘦小男人，也并非希特勒本人，因為希特勒已經被德國政府禁止公開演講了。正在狂呼叫囂的是戈培爾，納粹黨的宣傳部長。
如果不是受到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希特勒上臺沒那么快。如果不是受到經濟危機影響，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也不會那么容易傳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源頭，不得不說，美國佬得負一定責任。
就是美國人搞出的股災和經濟危機，嚴重影響到德國和日本的國民經濟，平民生活過不下去，才孕育出滋生法西斯勢力的土壤。
周赫煊乘車前往駐德公使館，很快見到中國駐德奧公使蔣作賓。
此君乃晚清新軍出身，秘密參加同盟會。在武昌起義后，他靠嘴皮子游說統一了江西，并擔任九江軍政府參謀長。去年蔣作賓來德國擔任公使，德國政府專門派花車前往德瑞邊境迎接，并在柏林車站派高級官員迎接。
這個公使館也是剛剛建成的，南京政府撥款不夠，蔣作賓自掏腰包補足，他自己的公使津貼都拿出來了。
更搞笑的是，南京政府經常欠發使館工作人員薪水。蔣作賓只能自己墊付，結果墊款越來越多，把自己都搞成了窮光蛋。
十多年后，蔣作賓疾病纏身，窮困潦倒，住在重慶鄉下的一間小屋里，藥買不到，營養不濟，他還在呼吁國民為抗日捐款。
直到蔣作賓去世，國民政府仍舊欠著他許多薪水，都是當初墊付給使館員工的。
民國時候真不缺為國為民的清官好官，只不過這些人，一般都沒啥好下場。就拿蔣作賓來說，他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員，可以稱得上元老級別人物，而且還曾如此受重用，最終卻晚景凄涼。
國好，我好。國窮，我窮。這是蔣作賓在抗戰期間說的話。
周赫煊語氣恭敬地說：“蔣先生，久仰大名！”
蔣作賓拉著周赫煊的手，大笑道：“哈哈哈，周先生，我可是等了你好些日子。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跑到蘇聯去了。”
“去蘇聯做什么？”周赫煊好奇問。
中國的駐德奧公使，怎么可能擅離職守，親自跑去蘇聯呢？
蔣作賓解釋說：“蘇聯跟了，我想去從中聯絡一下，希望兩國能夠恢復正常邦交。”
“那可難了。”周赫煊苦笑。
“再難也要有人去做，”蔣作賓嘆氣道，“大家都說蘇聯是中國最大的敵人，但都搞錯了啊。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最多十年以內，日本必然入侵中國，到時候聯蘇抗日才是根本。所以，這蘇聯是萬萬不能斷交的。”
“先生眼光長遠，在下佩服。”周赫煊說。
蔣作賓連連擺手：“在周先生面前，我可稱不上有眼光。你寫的那本《菊與刀》，真是絕了，將日本分析清晰透徹，我前后拜讀了不下十遍，每讀一遍都有新的收獲。”
周赫煊笑道：“蔣先生謬贊了。你去年堅持在國聯會議上，用漢語發言，那才是讓人欽佩呢。”
“這些都是細枝末節的東西，為國家討點面子而已，”蔣作賓感慨道，“中國真正想強大，還得發展工業、軍事和教育，不至于跟日本打仗時沒有應付之力。”
周赫煊說：“這是正理。”
“國力需要發展，國家名譽也要發展，”蔣作賓笑道，“這次周先生在美國和法國，就為咱們中國爭光了啊。我聽說，周先生的《神女》，已經排在法國圖書銷售榜的榜首了？”
“那是沾了龔古爾文學獎的光。”周赫煊笑道。
自從榮獲龔古爾文學獎后，《神女》的銷量是一路飆升。想想也是，法國人喜歡把龔古爾獎獲獎作品，當做圣誕禮物贈送，那銷量不爆棚才怪。
僅僅一個月的時間，《神女》新增銷量依然突破30萬冊，總銷量超過50萬冊，成為在法國賣得最好的亞洲文學作品。
蔣作賓說：“周先生，如今你在德國也頗有名氣了，這次的講學活動，可要多多為國家做正面宣傳。”
“那是當然。”周赫煊道。
如今來歐美講學的國人，不管在國內多仇視政府，都不會講自己國家的壞話。因為中國的國際形象已經夠糟糕了，他們只能選好的來講，費盡千辛萬苦為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哪像后世？
一個區區的留學生，畢業演講時就敢說自己國家待不下去，美國的空氣都是甜的。
蔣作賓突然問：“周先生想不想跟愛因斯坦來一次交流？”
“愛因斯坦？”周赫煊驚訝道。
蔣作賓說:“是啊，愛因斯坦在歐洲名氣極大。如果你和他進行交流的話，肯定能夠引起廣泛關注，這對宣傳中國也是有好處的。我盡量幫你聯絡，他多半也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