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百度百科，事件大體算客觀，不過夾雜了一些編輯者的私貨。稠李樹為內務部專用警用瓦斯，并非毒氣，這一點在1989年5月25日的克里姆林宮大會堂會議中得到證實。哦，還有那些期待著發生什么事的卑鄙小人也就算了，我寫的可不是瞎掰的故事，而是蘇聯史實。）
1988年11月，第比利斯的局勢趨于緊張，反對派在政府大樓前舉行幾千人的集會，要求獨立。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問題，正如格魯吉亞中央第二書記尼科利斯基所說：“在極端非常的條件下，蘇維埃和黨的機關、基層黨－組織、黨的和經濟工作的積極分子在勞動群眾、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軟弱無力的。雖然后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進程所證明，這些措施是不夠的，不徹底的。”據雷日科夫說，格魯吉亞局勢后來的惡化與謝瓦爾德納澤有關。在謝瓦爾德納澤被戈爾巴喬夫調到中央后，帕季阿什維里擔任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在他領導的格魯吉亞反斗爭中，牽涉到一些曾與謝瓦爾德納澤共事的高官，如負責組織工作的書記哈別伊什維利、總檢察長和庫塔伊斯克市黨委第一書記等，他們都是謝瓦爾德納澤提拔和重用的干部。
這年11月，謝瓦爾德納澤曾同人民陣線的領袖們會晤，具體談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實終歸是事實：他們無非是想要動搖格魯吉亞的局勢，趕走帕季阿什維里。而在這個問題上，加姆薩胡爾季阿、科斯塔瓦、昌圖里亞等人就成了同盟者，嚴格說來是成了謝瓦爾德納澤的救星”。
導火索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 1989年4月，爆發，其導火線是“阿布哈茲問題”。在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發展起來后，一些格魯吉亞人對非格魯吉亞族進行攻擊。3月18日，有阿布哈茲州委成員參加的群眾集會通過決議，要求把阿布哈茲升格為加盟共和國，阿布哈茲第一書記在決議上簽了字。格魯吉亞人對阿布哈茲人的愿望極其不滿，從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發生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阿布哈茲族的要求。但后來運動的矛頭從強烈譴責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領導人的分離主義，轉向要求民族獨立的集會和游行示威，提出了“格魯吉亞獨立”、“打倒俄羅斯帝國”等口號，且規模愈來愈大，幾千人在政府大樓前靜坐甚至絕食抗議。面對群眾性集會，格魯吉亞領導人顯然沒有處理這類事件的經驗。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帕季阿什維里向集會者發表講話，但無人理睬，反對派領導人要求格魯吉亞獨立，要求與中央直接對話。
應對措施 在這種背景下，格魯吉亞領導人傾向于用強力手段驅散集會者。1989年4月7日，帕季阿什維里就第比利斯局勢致電蘇共中央，請求用非常手段解決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著反蘇維埃、反社會主義、旗號的極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責任（對此有法律依據）；2）借助于內務部和榮膺紅旗勛章的外高加索軍區的補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實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黨、蘇維埃、業務部門積極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組織和行政措施以穩定局勢；4）制止以聯盟和共和國的大眾傳播手段發表使形勢復雜化的報道。第1、2、4條請求批準。”當天召開的蘇共中央會議由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主持（當時戈爾巴喬夫正在倫敦訪問）。會議沒有作記錄，建議“必要時在第比利斯實行宵禁并就此問題向蘇共中央委員會提出請求”。但據雷日科夫說，會議決定必須給共和國政府以幫助，運用內務部、國防部的軍隊維護法律秩序，但要求謹慎使用兵力。隨后內務部機動部隊和高加索軍區的野戰部隊被調往第比利斯。據事后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的調查：“在1989年4月7日蘇聯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后，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大將立即口頭命令科切托夫將軍和羅季奧諾夫將軍趕赴第比利斯市，按照當時形勢自己決定如何行動。
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點50分），總司令部首長莫伊謝耶夫大將以國防部名義發布命令，派傘兵陸戰隊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標并在進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組織稽查，同時命令第比利斯駐防軍三支部隊處于完全戰備狀態。按照蘇聯內務部副部長什洛夫的命令，還從各地區調來內勤部隊小分隊和特種警察分隊，總人數2000余人。”當天晚上，科切托夫將軍和羅季奧諾夫將軍抵達第比利斯后，會見了格魯吉亞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帕季阿什維里和第二書記尼科利斯基。在這次會見中，格魯吉亞黨領導人又一次堅決請求實行宵禁，但沒有得到兩位將軍的同意，理由是部隊數量不足。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于當天晚上11時從國外回到莫斯科，了解了格魯吉亞的情況，并建議派謝瓦爾德納澤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魯吉亞。次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召開了討論格魯吉亞形勢的第二次會議，由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切布里科夫主持。和前一天晚上一樣，會議內容沒作記錄，且所通過的決議沒有用文件形式記錄下來。會議期間收到了帕季阿什維里就第比利斯局勢致蘇共中央的電報。在這份報告里，帕季阿什維里說第比利斯的形勢仍然十分緊張，在政府大樓附近不斷舉行成千上萬人的群眾集會，主要口號仍和以前一樣，如“退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獨立的格魯吉亞”、“消滅自治”等；在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舉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魯吉亞人集會，反對將阿布哈茲從格魯吉亞劃分出來；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學生為支援集會者宣布絕食。但他又指出，總體上格魯吉亞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黨和蘇維埃機關仍掌握著局勢，正在采取一些穩定形勢的必要措施，特別是在第比利斯111個企業和機關內建立了維持秩序的工人戰斗隊，參加者共4685人。他們與內務部及外高加索軍區一起，制定并正在實行一些保衛法律秩序的措施，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政府不需采取另外的補充措施。有鑒于此，謝瓦爾德納澤和拉祖莫夫斯基沒有前往第比利斯。
8日傍晚，格魯吉亞共和國部長會議發布命令，“根據這一命令，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部在動用內勤部隊和蘇聯軍隊軍事服務人員的情況下，采取措施使集會人群離開政府大樓前的廣場，這是唯一一份不是由黨的機關而是由國家機關通過的有關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眾運動的文件”；次日，“集會形勢急劇復雜，無法控制。參加集會的8000多人號召罷工，號召公民不要服從政府。他們提出了民族主義和反蘇性質的口號，號召推翻格魯吉亞蘇維埃政權，建立共和國臨時政府，并要求脫離蘇聯”；于是蘇聯內務部隊發布了關于驅散人群的作戰命令，部隊的任務是：“執行驅散參與大規模動亂人員的特殊作戰任務，制止反蘇、反社會團伙，清理政府辦公大廈附近的廣場。”命令同時規定，禁止對婦女、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和使用水龍頭噴射。
悲劇事件發生在9日凌晨。據帕季阿什維里向蘇共中央的報告，凌晨4時“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樓旁廣場上參加集會的群眾。按照權威機關預先制定的計劃，動用了共和國內務部和外高加索軍區小分隊的力量”；部隊“沒有使用槍炮和冷兵器，他們嚴格遵守關于小心對待婦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極端分子使用棍棒和石頭進行瘋狂反擊……還有不少挑釁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擁擠中有16人喪生（13個年輕婦女和3個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傷，其中有22人是軍人（13人送入醫院）”。但同年12月9日蘇聯人代會關于的決議卻說：“在用暴力驅趕集會參加者時，曾使用了橡膠棒、‘特殊物質’（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質）、步兵小鐵鏟以及有一[1]次（根據法醫鑒定）還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會者隨著反抗力越來越增加，為反對‘驅逐暴力’他們也使用了順手的工具”；“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員和軍人都不同情況、不同程度地受了傷，悲慘的結局是16個集會參加者當場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醫院中，軍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員都未見死亡”；“從4月9日到5月9日這段時間，到各醫療部門就診的人數總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療的有近500人”。不過雷日科夫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當時使用的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氣，在這一事件有251人就醫，183人住院，其中有189名是軍人；16人死在事件現場，3人死在醫院。
事件后果 從的整個發展進程來看，格魯吉亞共和國領導人不善于處理突發事件，如此多的人參加這種群眾集會，肯定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決問題自然不會有好效果。這一事件也暴露出蘇聯體制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即黨政職責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說，自己身為部長會議主席卻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1989年4月12日，格魯吉亞的廣播和電視發表了戈爾巴喬夫的《告格魯吉亞員和全體勞動者書》，他除了對第比利斯發生的事件表示痛心，表示相信格魯吉亞人民的理智之外，沒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措施。1989年4月14日，在格魯吉亞黨中央全會上，帕季阿什維里、奇赫伊澤和切爾科吉亞被解除職務，貢巴里澤當選為中央第一書記。
在蘇聯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運用武裝力量解決問題并造成傷亡，遭到人們的一致譴責。對此，蘇聯領導人相互指責和推諉，無人承擔責任。戈爾巴喬夫在談到該事件時曾說：“地方領導人認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與人們直接開展對話是軟弱的表現（當時許多‘老一輩’干部都有這毛病），還是采用武力為好。4月7日他們建議第比利斯實行緊急狀態。在當天的蘇共中央會議上決定派軍隊到那里去，但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當時認為只要士兵一出現局勢就會正常。”謝瓦爾德納澤認為利加喬夫應該為這一悲劇負主要責任；利加喬夫則認為謝瓦爾德納澤沒有去格魯吉亞調解沖突，應該對此負責，而且戈爾巴喬夫也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書記處會議的決定。戈爾巴喬夫認為，書記處沒有決定使用武力，這是亞佐夫擅自決定的，是他同意外高加索軍區司令羅季奧諾夫采取行動的。雷日科夫認為，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場，“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終沒有開過全體會議，只是幾位政治局成員碰頭研究一下局勢。蘇聯部長會議根本沒有被吸收參與此事”。
該事件還使國家和軍界領導人之間的關系受到損害。軍界領導人認為，國家領導人不公正地將政治家挑起的危機轉嫁到軍隊身上。在第一屆蘇聯人代會上，當代表們指責軍隊時，戈爾巴喬夫也沒有勇氣站出來承擔責任。博爾金曾向戈爾巴喬夫提議：“您可以把全部責任承擔下來。您的下屬受踐踏，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們認為您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這仍然會影響您總書記、武裝力量總司令、國防委員會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屬使您不明真相。無論他們是壞人還是好人，是不中用的還是精明能干的，他們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讓他們去遭受別人的感情侮辱。”但是戈爾巴喬夫沒有承擔責任，軍人自然對他不滿。
第比利斯非法集會的組織者也沒有受到處罰。蘇聯人代會專門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政府大樓前非法群眾集會的組織者（采列捷利、加姆薩胡爾季阿、策圖里揚和非正式組織的一些其他領導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刑事、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這些人在集會過程中破壞了各種社會秩序，號召群眾不執行政府當局的合理要求，也就沒有試圖阻止事件的悲慘結局發生。”無論是格魯吉亞還是聯盟方面，都沒有對這些人進行懲處，他們后來成為促使格魯吉亞獨立的重要力量。在后，有一封由60人簽名的信送交蘇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從去年秋天起，該市居民，其中包括我們——軍官、超期服役的準尉、工人和職員、外高加索軍區軍人家屬——都是煽起具有反社會主義和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親眼目睹者。我們不明白，為什么在蘇維埃政權存在70年的這個加盟共和國境內，充滿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分子能夠任意活動、不受懲罰，公然號召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迫害員，把外隊引入加盟共和國的領土。加盟共和國政府不是采取果斷的措施及時制止類似行動，而是去巴結一些青年大學生和一些知識界的小團體。我們認為，正是這種立場導致了悲慘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
事件發酵 事件之后，蘇聯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反對中央政府使用武力懲處民族分離主義的浪潮。面對這種壓力，戈爾巴喬夫在4月2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從今以后沒有政治局的決定，軍隊不得干預類似事項。同年5月11日，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又說，我們“在對外政策中已經放棄使用武力，那么在對待本國人民時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這就無異于“告訴高加索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今后中央絕對不會使用武力”，從而使其更加肆無忌憚了。此后，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勢力進一步發展，于同年6月建立了人民陣線。11月17—19日，格最高蘇維埃修改憲法，宣布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力，若蘇聯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魯吉亞的利益，則停止這些法律、法令在格境內的效力。
1990年10月，格魯吉亞在格最高蘇維埃選舉中受挫，反對黨聯盟“自由格魯吉亞—圓桌會議”獲勝，其領導人加姆薩胡爾季阿出任最高蘇維埃主席。新議會刪去了憲法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蘇聯”等有關條款，取消了國名中的“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字樣，規定格魯吉亞共和國法律高于蘇聯法律，并將國旗改為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紅三色旗。同年12月8日，格共28大宣布脫離蘇共。1991年4月9日，在格魯吉亞議會非常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獨立宣言》，宣布“格魯吉亞主權共和國的領土是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并決定設立總統職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薩胡爾季阿當選為格魯吉亞總統。因此，早在蘇聯解體前，格魯吉亞就已經脫離了聯盟中央，事實上獨立了。
事件反思 從的發生來看，蘇聯的民族問題根深蒂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努力尋求各民族利益的平衡，建立適當的協調機制是十分重要的，一味縱容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發展，或者只靠人們的理智來處理問題，顯然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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