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伏伽心中有所疑惑，最終還是忍不住在進入兩儀殿之前問道：「杜執禮與長孫順德結黨營私，德行卑污，只此一條，便可定罪論斬。
陛下為何還要嚴審于他？」
李破知道，這廝顯然是想到了高慎，如果他真有此意，估計孫大夫就要進諫一番了。
只是今天的局面和五六年前不一樣，哪里還需要那樣的手段來殺雞儆猴？做的太過，反而容易引起朝堂震蕩。
自古以來都有刑不上大夫之說，不管文人們怎么從字面上解析喬飾，本質上這都是統治階層維護自己利益的說法。
不管從哪個方面看，杜執禮都屬于士大夫階層，所以你要處置于他，就要照顧到這個階層的體面，尤其是在政局穩定的時期，這一點便會顯得尤為重要。
換句話說，皇帝想要殺人，也要講究個方式方法。
尤其不能表現出殺人如殺雞的態度來，那會讓臣下們覺得不安全，臣下們喜歡「講道理」的君王。
現在看的是李破怎么把道理講的更明白些，不然就要按照「規則」來辦事。
對于這種規則，李破還是基本認同的，平穩的政局，穩固的皇權，其實都是妥協的產物，過于激烈的政治手段實際上在此時此刻并不可取，成熟的執政者，在打壓異己，進行改革，或是力求發展的時候，都會保持足夠的耐心。
那種大開大合，總想要推翻現行的一切，建立一個新世界的理想主義者，只會出現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當一切塵埃落定，他們大多又會搖身一變，成為現有規則的維護者。
這很好理解，因為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立場自然而然便會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就比如他李破，當年無疑是隋末反臣之一，對當時那些高高在上的貴族利益集團充滿了反感。
可現在他當了皇帝，他卻必須依靠貴族集團來進行有效的統治，那就要沿襲歷代王朝的規則。
李破很早就有了這樣的認知，所以他的皇位才會越來越穩當，因為他是在按照已有的，能夠取得大多數人認同的方式來統治一個帝國。
他從來不做太過出格的事情，正在逐步改變了自晉末以來，君王昏庸暴虐的形象，這無疑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歡迎和支持。
權力從來不是來源于權力本身，它的根源在于產生它的土壤，大部分擁有權力的人都不很明白這一點，于是權力在他們手中就會變得脆弱而且容易動搖。
李破負手立在兩儀殿的門前，抽了抽鼻子，外面的溫度比宮殿之內要高一些，讓他頗感舒適。
在這里他幽幽的回了孫伏伽一句，「杜執禮若只貪些財貨，朕為何要殺他？朕如果只想殺他，還要什么罪證？」
這話聽著有些別扭，可孫伏伽一下就聽懂了，殺杜執禮，只為國事，與其他無涉。
孫伏伽再無話說，向君王提出有益的勸諫是他的職責，在左諫議大夫的位置上，最忌諱的其實就是認死理。
對禮法的堅持，不能延伸為執拗……孫伏伽之所以能在這個位置上待了兩年，并深得皇帝信任，就在于他懂得這些道理。
元貞八年三月間，前長安書院祭酒蓋文達，江陵書院祭酒崔玉被處斬，沒有等到年末勾決，朝廷允許他們的家人收斂尸體葬入祖墳，而且并未禍及他們的妻兒家族，顯然是給文人們留了余地。
不過朝廷組織了還留在長安的各地書院祭酒們觀刑，對他們做出了最為嚴厲的警告，隨后各地祭酒們帶著幾許惶恐，以及在京師的所見所聞紛紛離京。
三月末的大朝會上，賜長安海事學院祭酒馬周為觀文殿大學士，晉秘書少監 ，主理文院事。
他這個秘書少監有點特殊，不在秘書省辦公，而是去了中書省，將會同中書省的官員對文院諸事做出改革，首先就是廢除國子監……
發生在元貞七年年末的長安書院一案，讓文院之事越發矚目，這場波及甚廣的大案要案，并沒有壓低文院的地位，反而提高了各處文院的知名度。
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朝廷對文院的重視，而元貞八年開始，大唐朝廷又在沿海以及兩淮各地陸續設下海事學院，讓文院的牌匾更增光彩。
此時朝中已經有人接到地方上的消息，一些人覺得朝廷應該適可而止，若鬧的文院滿天下，豈不……亂了規矩？
大致意思就是這個，話當然不會說的這么直白，大多數人的說法都是文院建的太多，有傷大唐國力，或是泥沙俱下，將來傷了文院的名聲云云。
可以看的出來，這個時候有的人已經能夠預見將來頂著一個文院的名頭的好處了，由此必然也會形成許多利益集團，那作為既得利益者，自然而然便想要對此進行壟斷。
這是貴族的日常操作，不值得奇怪。
朝中對此稍有議論，可建設更多的文院是和科舉應試聯系在一起的國朝大政，大方向上現在是無法改變的。
也許只有到了將來某一個時刻，文院足夠多了，培養出來的人才有了過剩的跡象，利益集團也變得足夠強大，那個時候國策便會為之更改。
到了元貞八年三月，隨著蓋文達，崔玉等人被處斬，長達半年的長安書院一案才算是告一段落。
此案處斬五十四人，流放一千二百余人。
剩下的則以門下侍郎長孫順德，禮部侍郎杜淹等涉案之人，還在等待一個結果，基本上都是這些年京官們口中的河南世族派系中人，其中夾雜著一些關西人物。
涉案人數之多，遠超當初高慎一案，雖然朝廷已經做的比較收斂，可還是相當于一場清洗，算是在唐初時節給人們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記憶。
當時尚書令溫彥博和中書令蕭禹交談的時候，溫彥博給予了此案一個評價，那就是清除了隋末之余毒，匡正朝廷之名望，此舉可謂大善也。
蕭禹明顯并不贊同他這樣的定性，因為河南世族向來跟關西門閥聯絡有親，這是當年楊廣遷都洛陽所造成的局面。
很多關西人都在洛陽為官，順勢和洛陽世族聯姻，無論長孫順德還是杜淹，都是此類人物。
溫彥博則是晉人，在他眼中，估計關西門閥未必比洛陽人家強上多少，同樣是朝堂上的禍害，造成隋末大亂的元兇，如今則變成了余毒。
今日陛下借大案清洗了一番河南世族，哪天說不定就該輪到關西人了，溫彥博此時沾沾自喜，難道他就不擔心晉人將來的處境？
而山東人，河北人大多效力于軍中，同樣是派系林立，蜀人向來和關西人親近，江南的各類人物又自成一體，當年就是用陳梁之士形容他們，如今南人年輕一輩早已忘了舊事。
可在元貞四年入京趕考的那些士子不還是鬧出了南北之爭？
所以說蕭禹心中五味雜陳，既覺得皇帝這么做有卸磨殺驢，兔死狗烹之嫌，卻也感覺河南世族的這些人爛泥扶不上墻，活該受此嚴懲。
兩個宰相性情各異，心態自然也截然不同。
范文進就不像他們，和朝中各個派系都沒有牽連，沒有了長孫順德的掣肘，再加上杜楚客是杜淹的侄兒。
雖然和叔父鬧掰了，但也不忍心見到叔父就此人頭落地，到皇帝面前哭訴了一番。
李破又不是心理醫生，要照顧病人，給杜淹求情，就因為他是你叔父？
李破當即便惱火的斥責他只顧私情，不問大局，讓他回家閉門反省，至今還未被放出來，估計得等杜淹問斬之后再說了。
于是范文進在門下省大權獨攬，過的是越來越舒服了，才不會像其他兩位宰相那么多事，他現在只顧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呢。
到了這一年三月末，吏部削減冗官的事情歷時兩年，今年其實也來到了尾聲，房喬和顏師古頂住了壓力，把此事終于辦了下來。
也許是受到了太多的攻訐，讓房玄齡非常惱火，他上書建議隔上三五年就這么來一次，以免一些庸官貪官魚目混珠的混入官員隊伍。
另外他還對已經離職的督查寺卿王珪非常不滿，這兩年督查寺的御史正是參劾吏部的主力。
一些御史根本就是受了旁人的指使，請托等等，才對吏部橫加指責，沒有任何的依據，就算王珪未曾參與其中，也有失職之罪。
估計是這廝眼瞅著長安書院一案終于有了結果，于是靈機一動，想要仿效馬賓王一下，再次掀起大案，好出上一口惡氣。
可惜的是，大家好像都累了，房喬上書之后并無多少動靜。
吏部尚書王澤比他懂事的多，親自上書省中為房喬和顏師古兩人請功，省中這次有了反應，很快就把房玄齡和顏師古兩人加入到了年末賞功的名單之中。
他們的功勞其實不用多說，主要是在削爵和削減冗官上面，兩人先后進入吏部任職，忠實的執行了皇帝定下來的政策，將來前途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