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家“皇唐系”大學的誕生，如果說是教育界九鼎齊鳴的大事件。那么弘文閣隨后發布的《專營法》，則是給持續很久的大宗物資寡頭專賣，進行了一場“地龍翻身”，震級強度無上限的那種。
除了“專營”本身這個概念之外，弘文閣仿佛有了“立法權”，當然這個權力來自哪里，朝野內外都是心知肚明。
只不過沒人愿意去深挖，畢竟七部甚至八部大佬之下，還有一堆的徒子徒孫，他們也是有野心也是有理想的。
難道沒人想要做弘文閣學士？
以前“入閣”毫無亮點，但是現在……真香！
即便只是糾纏于細枝末節上，還是讓人心驚膽顫。因為《專營法》將會逐步擴大地方對于大宗物資的營銷權力，但是，針對大宗物資，尤其是礦產資源，基本上還是由朝廷掌控源頭。
究其原因，朝廷缺錢了。
按照既定的規劃路線，加上這幾年的“債票”以及各種貸款，朝廷必須在五年之后還要保證財政良好。
未雨綢繆這是必然的政府素質，更何況，貞觀二十六年的當下，專業的技術官僚，并非只有工程狗、農業狗。王學子弟的算盤，打得也是像模像樣了。
受欽定征稅司衙門的啟發，朝廷在針對收稅上，原先的直接稅、實物稅，其效率低下又不能滿足“超級朝廷”的需要。
這時候，想要進一步提高“收入”，拉高稅率的意義不大，做大征稅市場，卻是行之有效。
薅羊毛沒必要把羊薅禿，這一只薅一點，那一只也薅一點，積少成多，數量反而相當的可觀。
在貞觀二十六年之前，收稅真正收得多又不費力的，只有“印花稅”。其余鹽稅之類的，都是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風險極高。
但隨著大建的興起，不管是板軌、弛道、鐵道、港口、關口甚至是大型聯營客舍，都能夠聚集起一個“超級市場”。
只要有商品在這里流通，那么官方要掌控的，就是這個年代為數不多的“節點”。
一次海上貿易的發起和終結，大概率就是在蘇州、揚州、杭州、泉州、廣州、交州等等大型港口，那么，朝廷只需要在這些港口設置征稅衙門即可。
并不能保證百分之一百的商船都會繳稅，但是，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按照一條船的商品銷售總額來征稅，整個帝國的“收入”，將會以幾十倍的增量暴漲！
這筆賬，朝野之間的算學高手都算過。
在地方豪門和關隴軍頭徹底退場之前，想要這樣搞，難度大得驚人。但是現在，北起太原，南到廣州，舉凡大型世家，都遭受了重創。
為數不多保全自身的，只有嶺南馮氏、冼氏。而后者實際上在謀求“南都”地位的時候，就已經表明了態度，愿意“繳械投降”，中央讓怎么干就怎么干。
當然馮氏內部可能會出現反對的聲音，但貞觀二十六的當下，尤其是像馮智戴、馮智彧之流，跟揚子江兩岸妖孽都打過交道。可以說，帝國最強的兩大官商集團已經下定了決心，那么，誰在馮氏內部唱反調，都會被馮氏嫡系子弟徹底絞殺。
正如吳縣陸氏當代家主陸飛白干過的那樣！
《專營法》出臺之后，對中低階層的友好度是非常不錯的。原本的底層冒險家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勇氣或者頭腦，在原本管控專賣的市場中前去拼殺。
比如白糖，原本只是朝廷和地方巨頭的“私人物品”，現在就可以正式出現行腳商從某個白糖商那里批發，然后前往各處販賣。
原本管控的流程、工藝、渠道、市場、貨源……都開放了口子。
當然讓人享受這種便利的方式，自然也是交易，“冒險家”們要繳稅，他們在某個關卡或者津渡甚至是客舍賣出去一百文的白糖，那么自己就要上繳五文錢的稅。
只不過行腳商們大概是不想這么干的，不過對于有了門店的商人們而言，銷售稅成了必然，今后要考慮的，是如何避稅甚至是逃稅。
朝野之間，都明確了一個概念：流通。
基于這個共同的概念，自然會從共同的價值中，誕生共同的“理念”。隨之而來的，就是當進入這個“體制”之后，不管愿不愿意，都要維護一下。
當然從私心出發，自己能夠成為弘文閣學士，那肯定是希望后來者早點死。但毫無疑問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為了保證自己已經到手的利益可以穩固流傳，“立法”成文，自然就是加強“共識”或者“理念”的工具。
原本這個工具，是帝王的。
但現在帝王讓渡了那么一丟丟出來，社稷神器的滋味，顯然是讓人嘗試一次就欲罷不能。
弘文閣帶來的這一波“地龍翻身”，并非只有躍躍欲試的食肉者們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在那里狂歡。
那些舊時代中的“清英”們，同樣沒有閑著。
有人懷疑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有人懷疑皇帝被長孫皇后“篡權”“幽禁”了；還有人要“天誅國賊”張操之，盡起衛士戰個痛……
甚至在張德準備南下之前的宴會上，還有一個不知道哪里躥出來的侍御史，要跟張德同歸于盡。
堂堂帝國的六品“高官”，最后的一點點掙扎，卻是他們曾經最不屑的“匹夫一怒”。
可惜，老張連展現自己相當不錯的擼鐵成果都沒有機會，兩條粗壯的麒麟臂，在當時還想扭斷那個想要行刺他的侍御史。
人們驚異于朝廷的巨大變化，但有識之士卻早就發現，這不過是武漢、湖北乃至揚子江兩岸早就有過的“試點”成果罷了。只是這一回，由著弘文閣牽頭撒歡，而皇帝老子居然暗地里推了一把，仿佛這江山社稷，燒了埋了也可以不管不顧。
什么太子皇后，這一刻，都無甚要緊了。
只是，對市井之間的小老百姓而言，《專營法》到底有什么名堂，他們是不在意的。他們在意的，只是今年似乎煤餅的價錢減了一些，而且口袋里的那點小錢，似乎可以買上一包糖了。
倘使再要讓他們在意一些，大概就是坊內突然改了一家校舍，校舍居然請了先生，先生居然還挺有學問的。
而這個校舍，貌似自家的子女，都能進去溜達溜達。
貴族們在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兒子女兒都重新包裝一下，那些個女郎們，原本精于女紅大概就是相當不錯的技能。
但貞觀二十六年，仿佛不去就讀“皇唐女子大學”，便成不了什么“良家女子”，又或是什么“上品良媛”。
長孫皇后的塑像，又多了不少，人們津津樂道著這一切，既覺得這帝國的統治者遙不可及，又覺得仿佛無處不在。
只是不管如何，貞觀二十六年的雄州百姓，似乎覺得賺錢更“容易”了一些，市場更“繁榮”了一些，口袋里的開元通寶，也更“值錢”了一些。
官府說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東西，他們大概是聽不懂的，即便聽懂了，也覺得遙不可及。
唯有說生孩子給補貼少收稅的光景，便覺得貞觀皇帝著實是個好皇帝，再有更多的評價，那改就是這官府好黑啊……居然還收老子的稅，莫不是瞞著皇帝老子，偷偷干得么？
他們原本是不會有這樣想法的，即便有，也大概是不會說的。
然而貞觀二十六年的雄州市井之間，似乎多了不少茶樓酒肆。此間興起的熱鬧，固然還是有胡姬的吹拉彈唱，還是有說書匠們的嬉笑怒罵，但肚子里有幾滴墨水的窮酸措大們，他們念叨報紙內容的時候，說到精妙之處，這些個茶館酒肆中湊熱鬧的，也會拍桌子叫一聲好。
也不知道是皇帝瘋了還是做臣子的瘋了，總之，貞觀二十六年的一場大朝會之后，苦哈哈窮開心的市井之徒們，仿佛嗓門是要大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