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后日本經濟復蘇的過程中，日本的產業從一開始也是很弱小的。而日本的市場更是比我們要開放的多，也根本不可能與美國等發達國家資本有什么討價還價的本錢。”
“但是在日本，沒有日本血統的企業卻很難立足。這是怎么做到的？最首先的一點，就是產業政策被日本的通產省所嚴密的保護了起來。”
胡文海在重生之前，對經濟其實并沒有太多的研究——他的本職是工程師，又不是需要研究或者制定政策的決策者。但正所謂是在其位謀其政，他如今的這番話反而是這幾年看了一些書之后，結合了曾經歷史上未來的歷史走向，而得出的思考結論。
至于說正確與否，其實他自己也并沒有完全把握。而且就本時空而言，所謂正確的經濟規律是否還能起到作用——端看那些研究胡文海商業案例的商學院教授頭上的頭發還剩多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日本通產省擁有極大的權力，戰后日本首相中也多是有通產省出身。而通產省權力的最核心，就是對日本產業政策的制定權。以日本最發達的電子產業為例，日本的電子產品基本被本國企業所壟斷，那么是英特爾、IBM和其他跨國電子企業沒有競爭力嗎？”
如今在坐的三個人都是有條件出國、而且出國很多次的人，仔細回想一下，確實日本的電子產品極少有外國品牌。東芝、索尼、佳能、松下、日立、NEC……，這些在世界上都叫得響的企業，幾乎吃掉了日本電子產品市場的絕大部分。
但要說因此就論斷日本產品競爭力更強，九十年代以來的日本電子工業大退潮，卻又很難得出這樣的論點。八十年代的時候，日本內存確實曾經橫掃美國，但現在內存市場又回到了美國人的手中。
從1990年開始，日本電子工業的全面敗退，又使得日本工業的保姆通產省備受指責。
當然，這里面原因非常、非常的復雜。通產省鑄就的政策和標準壁壘，究竟對產生是一種保護、還是一種畫地自牢；通產省受到的指責，是國家指導產業的模式失敗，還是發展壯大的財團開始不滿通產省的指手畫腳；是日本對美國政治上的先天弱勢，還是通產省龐大的政治資源被群起而攻……
任何一個方面的論調，都能寫出上千本研究著作來——上千可不是虛數，而是保守數字。
“日本的電子產業，就是研究通產省的最佳樣本。在面對美國在電子產業上的先發優勢和技術優勢，通產省為了保護本國產業不被扼殺，便采用了一種鑄造標準壁壘的策略。”
“如果你們對日本電子產品有所了解，仔細觀察就能發現，日本電子產品經常使用一些與歐美電子產品不同的接口、格式，甚至是技術體系。”
很遺憾因為時間原因，胡文海還拿不出最有力的案例。這方面最能體現日本人思路的，其實是日本的移動網絡。在2G時代，全世界都面臨兩個選擇，要么是GSM制式、要么是CDMA制式，總要在兩者中間選擇一條道路。
只有日本人選擇不走尋常路，為了保護國內市場，通產省領頭建立了一套全部性能都遜色于另外兩套制式的第三套制式——PDC通訊標準，可想而知全世界只有日本采用這種標準。
但也正因如此，日本國內的移動通信市場幾乎為日本企業瓜分，外國企業根本進不去。即使發展到3G、4G時代，同樣極少有國外企業能夠在日本市場上生存下去。因為日本手機是一機一號，手機只能在運營商那里購買，根本不是開放式的市場。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政策保護下的日本手機企業，確實曾經顯赫一時。但是后來因為多種原因在市場競爭之中死了個干凈，哪怕有日本運營商拉偏架，也只能允許蘋果、三星和華為進入國內市場。
這么一看，通產省的這種產業政策壁壘，多少有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感覺。
“我們需要一個中國的通產省，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通產省的目的是要讓我們能夠走出去，而不是在國內市場上躺著賺錢，這是在日本通產省身上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教訓。”
胡文海說到這里，經貿辦的林霞忍不住皺著眉頭，小心翼翼的問道。
“胡總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比如說我們要開放農產品市場，談判的時候可以大方的簽字，然后在國內制定一個大豆市場標準，然后以我們國內大豆的品種優勢寫進去，導致美國大豆不符合中國大豆標準，這樣簽了字也沒有用？”
林霞動了動嘴唇，到底還是沒有忍住，反問了過去：“美國人是講法律，但也不是傻子，真的這么做了吃相未免也太難看了。我們能在國內制定針對性政策，難道美國不能？大家都搞起標準壁壘，美國人的技術水平更高，倒霉的肯定還是我們自己吧？”
“你這個理解可不對。”
胡文海看出了林霞眼中的不信任，顯然能提出標準壁壘這種方案，在她眼里就是一副資本家要利用政府關系獨吞國內市場的變相手段了。
“我提出標準壁壘這個方案，是吸取了日本通產省教訓的。首先有一個前提條件，制定標準的目的決不能是讓國內產業在國內舒服的賺錢，而是必須以‘走出去’為前提的。”
“什么是走出去？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案例，你們誰了解中國的稀土資源？”
胡文海向兩旁看了看，徐海平舉手示意，不緊不慢的說道：“我有一些了解，稀土資源出口是我國的創匯大戶，去年的產量是2.4萬噸，出口數量則是兩萬噸，約占國際市場貿易量的40。”
胡文海點了點頭，正色道：“很好，我這里也有幾個數據可以拿出來。”
“中國稀土的主要產地在包頭和四川，江西和南方一些省份也有部分礦產開發。包頭在嘗到了稀土出口的美味之后，今年已經計劃到1994年將產能再擴大兩萬噸。四川冕寧同樣計劃要上三萬噸的稀土項目，其他各省的項目加在一起，未來兩年還會提供兩萬噸產能。”
“我國稀土資源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和法國，也就是說最晚到1995年中國稀土的產能將增加七萬噸，比現在多將近三倍的供貨量。依據簡單的市場原理，供貨量增加會導致什么情況發生？殺價！悲觀的估計，三年后稀土資源價格將會發生災難性的滑坡。”
“而另一方面，因為我們開發稀土的技術落后，亂采、亂建、亂提煉的情況非常普遍。一噸稀土提煉需要消耗十噸水，而且會對當地的生態產生難以逆轉的破壞，治理這些污染需要的資金至少是稀土出口的三到五倍。稀土出口看似有利可圖，但實際上我們是在做虧本生意。”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有一個中國通產省站出來，制定產業政策和標準。什么政策？限制稀土資源作為初級原材料出口的政策，鼓勵企業開發稀土工業品、向產業下游發展，盡可能出口附加價值更高的工業品。另外還要制定稀土資源開發標準，把亂采亂建的小企業、小資本踢出去，組建大型的稀土資源集團，以高技術標準、高環保標準來有序開發稀土資源。”
胡文海說到這里看了林霞一眼，搖頭道：“即使以大豆為例，我們制定標準也不是為了專門去卡著美國農產品進口，而是為了讓我們的大豆產業能夠走出去。即使要進口，也得是進口我們中國企業在國外種植的高品質大豆。讓食用油企業、飼料企業壯大起來，然后去烏克蘭的大平原上，去南美的大莊園里種上我們的大豆，這樣才能把糧食安全握在自己手里。”
是的，在創世談判里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就是一個難以繞過去的攔路虎。
美國的農業及其發達，中國則是把糧食安全當成是國家戰略的底線，只看十八億畝紅線的執行力度就知道，這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但是在原歷史的入世談判中，糧食進口到底沒有守住，但當時談判團還是盡最大的力量，將化肥農藥等關鍵產業保護了起來。
這就是胡文海的不科學之處了。
原歷史上的發gai委其實就是中國的通產省，還是加強型號的。然而中國的通產省和日本通產省其實都有類似問題，那就是未必能摸準歷史的脈搏。經濟形勢一旦出現問題，2008年以后的光伏產業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知道把多少人給帶進了坑。
可是只要咱們胡總看好的產業，沃頓商學院的教授用腦袋上的毛發誓——凡人只要無腦吹就是了，千萬別想太多。
像是大豆問題，提前二十年修通哈薩克斯坦南線鐵路，有當家的鐵桿盟友，烏克蘭大平原加上中國人的種族天賦，再干不過美國農業那真是沒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