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麗首都漢城的高麗鐵道與電報公司總部，一眾高麗開化黨人正在學習四五計劃的文件。金玉均讀完了《物種保存綱要》之后，忍不住嘆道：“圣上宅心仁厚，高瞻遠矚，實在是令人敬仰！”
在座的一眾高麗開化黨成員也紛紛表示了贊同。有光復黨金玉在前，組黨在高麗和日本已經是非常時髦的事情。作為政黨就得有理論和政見，且不說那些純粹圖新鮮的玩票團伙，高麗和日本兩國中比較像樣的政黨現階段都在仔細研究學習中國光復黨的各種文件。
高麗開化黨“中央委員”金允植、魚允中、金弘集、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人是同學，他們在南京鐵道學院畢業之后回到到高麗鐵道與電報公司任職。高麗鐵道與電報公司是中國出資，所有權歸中國，卻又是一家炙手可熱的高麗國有企業。
這里面的人員三成是中國指派，其他七成由高麗提供，中國審核，高麗政府負責所有人員的工資。高麗鐵路與電報公司的總經理在高麗朝廷里面相當于尚書的位置。完全執掌鐵路與電報公司，對高麗國政也有一點的發言權。
金玉均等人在高麗鐵道與電報公司處于中層干部處于中層干部，在使用高麗當地員工的時候能起到比較大的作用。經過幾年的營運與磨※※，◆x.合，鐵路公司的事情也沒有最初時候那么忙。當然，在這個中國三會結束后的冬天，任何事情都可以先放到一邊去。
中國與高麗共同的皇帝韋澤陛下在《物種保存綱要》的確寫出了真知灼見。道理，特別是科學道理很容易就被理解，這篇《物種保存綱要》是中國在四五計劃里面提出的“環境保護”中的一部分。韋澤很討厭“綠色恐怖主義”份子，不過這并不等于韋澤就會反對“環境保護”與“物種保存”。建立自然保護區，讓生態體系能夠正常維持，保證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韋澤提出這些理論的時候，還舉了些例子。這些例子包括人參種植。
韋澤的理論在21世紀屬于再普通不過的內容。為了適應自然環境，人參也有各種不同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不同藥性適應了人類的不同需要，發展人參種植就是選擇了人類所需要的那些類型的人參。但是發展人參種植卻不能去毀滅山區的人參產地，更不能毀滅人參種類的多樣性。人參并不是為了人類而進化出它們現在的特性，人類選擇對自己有用的種類來種植，同時保持野生人參繼續按照它們自己的模式生存發展，這才是一個相對比較和諧的“物種保存”理念。
物種保存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任何政治理念背后都有政治目的與政治經濟利益。韋澤這么堂而皇之的做出的宣傳，確立的理念，背后的政治目的是想盡可能把山區人民從山區給弄到平原上，至少是給弄到適于居住種植的地方。原本的山區就可以作為自然保護區，搞搞林木、果園、茶園。這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這本質上還有把所有中國人民都給帶入到工業社會里面的社會問題。
在高麗開化黨眼中，韋澤的提議又呈現出另外的觀感。稱贊完韋澤，金玉均情緒飽滿的說道：“陛下說過，為了能夠良好的發展產業，就需要去除‘籠罩在這些產業上的迷信色彩’，就如人參，若是宣傳的包治百病，甚至能起死回生，對于人參產業本身只是有害無利。把人參定位成大家日常食用的保健品，才是對人參產業的最好定位。”
很多年前，高麗已經逐漸從采集山參變成了種植人參。因為滿清的緣故，中國關內一直遠離人參出產地，所以人參才逐漸被民間給神話起來。隨著中國城市快速興起，種植出來的高麗參開始大量輸入中國。飯店柜臺后面的架子上放個浸泡了碩大人參的玻璃酒壇，飯店也顯得上了點檔次。
“若是能在高麗開辟耕地，種植更多人參。僅此一項就足以讓高麗百姓衣食無憂。”談起這些，金玉均語氣已經愈發激動，恨不得他所期待的一切轉瞬就能實現。
金允植、魚允中、金弘集年紀較長，素來是親華派兼“事大”派（侍奉中國這個宗主大國），他們并不相信僅僅靠著向中國賣人參就能解決整個高麗的財政問題，他們也沒有去反駁金玉均的觀點，能為高麗多增加些收入絕非壞事。金允植問金玉均，“你可否要去見王 上？”
金玉均笑道：“還得請先生多給謀劃一下。此事甚大，須得有仔細的條陳才可。若是貿然去見王上，被人駁回的話，只會耽誤太多事情。”
開化黨中最能交際的莫過于金玉均，有他自告奮勇，其他開化黨成員也沒有去爭這個的打算。魚允中說道：“此事最好雙管齊下，見王上固然重要，咱們本國的參農也須得有人聯絡才行。”
金允植很贊成魚允中的觀點，他點頭答道：“此事須得有人去北邊的時候聯絡一下當地種人參的人。”
樸泳孝立刻自告奮勇的說道：“過幾日我就要去北邊檢查，此事讓我去吧。”
見開化黨的眾人都很主動，金玉均嘆道：“我以前在中國上學的時候只是聽說這鐵路沒有休息的概念，親自干了之后才知道過年也沒有歇息，反倒是越過年越忙。這的確是不易啊。”
金允植對此也深有所感，此時即將過年，人人忙碌一年之后都要置辦年貨，回家過年。只有鐵路上增加人手，應付過年前的運輸高峰。開化黨的人物若是在朝中當官，此時定然已經門庭若市，迎來送往的盡是前來拜見送禮的其他官員。此時他們整日里忙忙碌碌，卻是為別家的行程辛勞。雖然過年有獎金、津貼，收入上也有些回饋，可這種感覺的確比較怪異。金允植嘆道：“國家想開化豈是容易事。這等辛苦還只是小事，國家舊制若是不改，那是萬萬不行的。”
個人說好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后，會議就暫且散了。高麗鐵路與電報總公司管理者都是來自中國的鐵道部人員，鐵道部里面各種規章甚多，若是有人違背規章耽誤了工作，輕則罰款，重則開除，可是一點情面都不講的。一起進來的幾十人中，已經有七八個倒霉鬼被開除。大家知道惹不起中國官員，不關心里面是不是高興，該干的事情也不敢耽誤。
學習件不僅是高麗人，在日本東京，明治政府里頭的高官們也在組織著各自的學習。西南戰爭在1882年終于結束，持續了數年之久的戰爭讓原本就很是糟糕的日本情況更糟。政府軍最初幾年在九州的陸戰一敗涂地，薩摩藩的士族軍隊戰意強盛，西鄉隆盛有著巨大號召力，隨著戰爭的推演，四國不本州島上的士族們也開始逐漸響應起西鄉隆盛的號召。
大久保利通對四國與本州造反的士族采取了極為強硬的手段，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采用如此高壓的手段，連伊藤博文都對此有些看不下去。1879年11月，大久保利通被士族刺殺。結果大久保利通權柄的伊藤博文并沒有向士族妥協，他和山縣有朋等長州派們繼續對九州采取手段。
強攻不成，明治政府就先假意允許九州自治。在1881年底利用西鄉隆盛為了自保而在九州提高稅收，弄得九州地方豪族相當不滿的機會，收買當地豪族刺殺了西鄉隆盛。政府軍隨即對群龍無首的九州在發動進攻。經過半年多的血戰，終于徹底鎮壓了九州地方士族。再次統一日本。
對于日本來說，接下來怎么辦，最好的模式就是學習中國。中國的五年計劃是世界各個工業國政府最在意的事情。歐美各國都是采用市場的模式，一個行業興起之時，大家在金融市場上大肆借款開辦企業，把行業泡沫炒大超熱。等到行業盈利不足，從拋售該行業的股票開始，先是股票崩盤，接著是股市崩潰，連帶著大批的金融企業紛紛破產倒閉，國家進入經濟危機。經過幾年的恢復，新的的炒作題材出現，于是經濟開始恢復，新一輪景氣復蘇。
在中國，這種非理性投資被五年計劃替代。國家投資大型行業，所有投資有計劃有步驟。沒人能對這些行業進行金融炒作，也沒人在這些行業的漲跌中受損。因為社會的穩定，中國得以在教育、工業、農業、科技，軍事上從容布局。這個過程看著平靜，實際上極為迅猛。如果真的敢相信中國公布的那些能夠嚇死人的經濟數據，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強國。
中國的三會一結束，日本明治政府就想法設法的搜集所有能弄到的件，通過仔細研讀來從中尋找中國崛起的秘密，以及找到適合日本借用的方法。
1884年初，日本政府看重的就是“股份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