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郝風樓的辦法，其實就是切香腸，將那香腸一小片一小片的切下來，不斷的去試探對方的底線，若是在東方，也可以稱之為溫水煮青蛙，說穿了，就是在維持著斗而不破的局面下，一次次的去挑戰對方的底線。
要修鐵路，還要貫穿整個廣西，沐晟聽了，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大大的不妥當，可是他的性子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便是他不敢擔當。
不錯，眼下郝家咄咄逼人，一副只要不肯，便要魚死網破的姿態，沐晟不敢承擔這個風險。
因為平叛與否都在于朝廷，沐晟負責的只是軍事，至于廣西布政使司，這位仁兄雖然主政一方，放在廣西，也算是了不得的人物，可是對朝廷和諒山來說，都未免不太夠份量，壓根連說話的份都沒有。
如此一來，夏元吉一面在與沐晟磋商，另一面，諒山那兒已經開工了，許多的勞工開始涌入廣西境內修橋鋪路，熱鬧無比，甚至連征地的問題都已經自行解決，一方面是廣西地方上大多傾向于陳學，對于鐵路這等新鮮事務，他們倒是贊成的，畢竟諒山已成為他們的圣地，諒山有的東西，大抵不會壞，這個時代的人和后世滿清的讀書人卻有不同，這個時代的人更為自信一些，就好比中世紀的西洋教，因為被大食人時不時按在地上一通猛揍，便不免走向極端，見了所謂異教徒便一把火燒了，半分客氣都不曾有。而反觀當時的大食人，卻是居于世界中心。對新鮮的事務很能包容，吸收了天竺、西洋甚至是東方的許多文化，取長補短，雖對異教頗有歧視，卻還不至于見人就放火便燒的地步。可是到了后世。由于西洋的強勢，因而具有了包容性，大食卻掉了個個，反而變得極端。
大明和后世的滿清也大抵如此，許多新鮮的東西傳來，大明的讀書人自然有他的自信。因而并不排斥新鮮的事務，雖然也有爭議和討論，可是并不是一味的排斥，乃至于許多名士索性研究西學。
現在，情況也大抵是如此。至少在廣西，許多士紳并不排斥這些，更何況他們暗地里有許多的買賣，若是修了鐵路，輸送通達，對他們亦有不少好處，畢竟眼下在廣西最值錢的并非是土地，而是礦山和山林。
即便是一些守財奴。想要抗拒的，可是那浩浩蕩蕩的勞工跑到你家地里著手的時候，你能奈何？告官？這為官之人最怕的便是做出頭之鳥。讓他們欺些小民便罷，手里頭就這么幾十個三班的差役，敢和那數千數萬的勞力為敵？更不必說，這些勞力背后還有郝家，打你兩個耳光，怕你也不敢放出一個屁來。
沐晟對于郝家的這等行為自是大大不滿。只是他既是一切以家族利益為考量，這才和郝家為敵。而如今，同樣也是如此。他的一切言行舉止都不可能魯莽沖動，于是乎又不得不將這皮球踢到朝廷去。
而朝廷對此幾乎沒有音訊，理由也很簡單，鐵路是什么，朝中諸公怕也不甚明白，料來大抵也就是官道一樣的東西，這東西能有什么用，有什么危害，似乎也想不出來，于是乎便委派了一名巡按親往廣西來查看，如此一來，一來二去，若是打個來回，怕是沒有幾個月，也至于半年的功夫，到了那時，黃花菜都涼了。
這其實也就是效率的問題，帝國過于龐大，導致朝廷的政令往往要慢上幾拍，而就在這幾拍的功夫，卻不知會耽誤多少的事，本來這種情況，朝廷委派節度使，讓其全權代表朝廷治理一方，乃是最好的選擇，可問題卻又出現，因為節度使上馬管兵、下馬管民，手握全權，就極可能造就一個又一個的土皇帝，因而這強干弱枝就成了朝廷的選擇，在地方上，為了防止封疆大吏權柄過大，于是便將這權利逐敲碎分散，什么學政、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轉運司等等，結果就是表面上地方再無做土皇帝的可能，可是同時，因為這種制約，卻等于是誰說了都不算，事無巨細都得由朝廷處置，偏生朝廷距離這里山長水遠，政令不通達，平時倒也罷了，一旦遇到像郝家這樣的事，反饋和回應的速度根本不足以解決任何問題。
事情也只能這么將就。
桂林府這兒有些雜亂無章，而楊士奇則帶著人開始進行規劃和布置了，楊士奇終究是個有地方經驗，卻又有豐富從政經驗的學士，許多事在別人眼里或許是很麻煩，可是一到了他的手上，便可立即一二三四五的拿出數個解決的方案，最后磋商討論一番，拿出一個最不壞的結果布置下去。
比如這桂林府新城的規劃就很有意思，從前的桂林府格局太小，已經不足以承載如此多的外來人口和往來的商旅了，既然如此，那么必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只是要拓展，第一個辦法就是拆除城墻，只是一旦城墻拆除，卻又會遇到一個麻煩，那便是將來一旦遇到戰事，城中就沒有任何屏障了，既然如此，那么這舊城索性就可以當作一個軍事基地，而在漓江對岸開發新城，新城的街道事先都要經過規劃，所有的土地如何征收，又如何兜售，哪些地方該設巡捕局，又當建立新的衙署，哪一片區域是工坊有地，這些已經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雜亂無章了。
事實上，關于城市規劃，也算是漢人的老傳統，畢竟這里的城市規模往往龐大，早在隋唐時就出現過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若是沒有規矩，天知道會成什么樣子，永樂天子在的時候，就曾想重建北京城，那兒的規劃更加嚴謹，楊士奇就曾負責過北京城的規劃，只是這個規劃，最后因為天子的駕崩而沒有實施罷了。
如今，他操持這桂林新城，卻是頗為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