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住樂文.ln.l，
處處家家，百樣圖卷難描畫；
城城市市，萬紫熙攘映千紅；
國安似金甌，地盛賴鳳城。
以上是越南著名詩人阮晉安所寫《鳳城春色賦》中的一段。阮晉安活躍于黎朝時期，彼時越南國勢已經開始衰頹，叛亂、謀反四起，但地方上的經濟卻還過得去，百姓們的負擔也不算很沉重，因此還是有一些繁華之色的。
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越南已經陷入了南北朝混戰的狀態。北方的鄭主和南方的阮主在斷斷四五十年間打了七次大戰，搞得商業凋敝、民生多艱，越南的經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落了下去，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十多年前，南北雙方終于打不下去了，最終簽署了和平停戰協議，劃定了疆界，進入了休養生息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對于外國商人們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在戰區做生意的日子實在太令人心驚膽戰了。那些殺紅了眼的越南軍兵們隨時都可能把槍口對準前來貿易的商人，一點安全感都沒有。如今南北弭兵，鄭主和阮主都分別發布了農桑、鼓勵商業的政策，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而外國商人們，就像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般，從各處追逐而來。
“一百多年前，越南的君主還是一個尊奉傳統儒家思想的文人，勸課農桑，鄙視商業。本來在14世紀興盛一時的越南瓷器出口，到了15世紀末時就開始了急劇衰落，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于參與到繁盛的國際貿易中并不怎么熱衷。外國商人經常被拒之門外，或者遭到嚴格的近乎人身侮辱的檢查才允許入。船上的貨物也受到很多貪婪的官員的覬覦，經常被以各種借口沒收。”會安港內，某艘商船艉樓甲板上，一位聲音洪亮的中年男人正在說話。
“曾經有位英國商人因為不公平待遇而向越南國主提出抗議，越南國王直接回應‘汝等來前，吾已為東京之君；汝等去后，吾仍為東京之王；外國物品，吾國一無所求’。”這位中年男人繼續說道：“說這話的越南國王很自信，因為他治下人口眾多（越南北方人口尤其多），農業上自給自足的緣故，因此雖然這個國家有著漫長的海岸線，但對外貿易卻并不十分發達，令人頗為感慨。”
“不過在南北朝分治后，人家不敢如此了吧？”另一個稍年輕些的聲音問道。
“也就稍好一些罷了。”中年人繼續吐槽道：“而且多集中在相對勢弱的南方。南朝開國之主阮潢就在會安這里設立外貿中心，彼時歐洲商人稱之味‘海鋪’。在那個年代，歐洲人、中國人、日本人蜂擁而至，在這里交易貨物，然后銷售到別的地方去。會安的貿易一度十分繁榮，名氣也很大，給阮氏政權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但即便如此，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阮潢對此仍然不太好意思，他曾經就寫信給日本朋友，說他的國家‘乃詩書禮儀之國，非市貨匯集之地’，意思就是說雖然我離不開會安貿易帶來的收入，大力海外貿易，但我內心中對這種背離圣人根本的行為是鄙視的，這只是權宜之計。”
“儒家文化圈，對商人的鄙視和壓制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樣一個四平八穩的封閉社會，是無法有效提高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即便萌發出來，也會被深沉厚重的社會體制給壓制住，工業上獲得的利潤沒法投入擴大再生產，只能到鄉下起豪宅、買天地，或者干脆鑄成銀冬瓜埋藏起來。這樣的國家，邁向資本主義的速度只怕慢得令人發指，除非外力將其打破。”中年人仍在不停地說道：“越南的海外貿易獲得，不也是在南北分治時期么？鄭主、阮主打來打去，見識到了火槍、大炮的好處，見識到了新式戰法的利害，明白不能固步自封當井底之蛙了。而且，因為戰爭而導致的巨大的財政上的負擔，也迫使雙方開始尋求海外貿易的，不然怕是堅持不了多長時間就會為對方擊垮。越南如此，其實中國大陸何嘗不是如此呢？”
說到這里，中年人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為沒必要。大家都是剛從中國離開的，什么不懂啊？想當年清國人平定北方、席卷南方之際，也是比較愚昧的。可接下來幾十年間，被東岸人四兩撥千斤地挑動了一下局勢，讓他們撞得頭破血流之后，這些起家于北山黑水的人也明白了。他們開始不再排斥對外貿易，不再排斥外國人，相反對此還很熱衷。以清國為例，因為長江流域在東岸海軍威懾范圍以內的緣故，他們還在灌河河口營造了新的貿易中心，可見其對外交流的迫切心情。
而如果說清國因為和士紳結合得較為緊密而導致開放得不徹底的話，那么扎根于湖廣、江西一帶的泥腿子政權大順，在這方面就要強上許多了。李順政權的高層都沒學過什么圣人的微言大義，對空泛的大道理也不是十分感冒，屬于只看“療效”，不聽“”的主。什么有利他們就推行什么，什么阻礙生產力他們就廢除掉，千方百計提高全社會的生產能力，力求將創造出來的每一分財富都投入到軍事領域中去，從而能與體量比他們大得多的清國爭雄。
所以說，清國、順國之流都是被逼的。如果當初中國大陸被迅速一統的話，保不齊也是個閉關鎖國，只留寥寥幾個對外窗口進行貿易的模式，和隔壁日本一個鳥樣。現在大陸被各方分占，彼此間互相攻伐、競爭，誰閉關鎖國就等于自殺，因此整個社會的思想活躍程度、生產力發達程度和商業繁榮程度，都比利時同期有了很大的進步，以至于到了隱隱讓東岸人都有些擔憂的地步。
“越南貿易其實還是有所可為的，就是不知道當初你們臺灣銀行為何沒有重視起來。”沉默了一小會后，另一個稍年輕些的聲音再度響起，只聽他問道：“會安這邊華人、日本人、英格蘭人、荷蘭人、葡萄牙人多的是，我們的人卻很少，至今甚至連正式的會館都沒有，還借住在當地的廣東商人會館，這是何道理？”
“那是因為越南人提供不了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們也提供不了太多越南人需要的東西，就這么簡單。當然了，我也無法否認，我們對包括越南在內的中南半島上的諸多國家都有些忽視了，現在是時候彌補這一切了。”說話的是前臺灣銀行總經理邵曙光。
在初創時期就擔任這家大型辛迪加企業掌舵人的邵曙光，在今年剛剛卸任總經理的職務，打算回國。在這么一個敏感的職位上供職這么多年，確實也是時候退下來了，不然怕是有些礙眼。要知道，他們邵氏家族三兄弟如今手握該公司20左右的股份，是董事會內一股龐大的力量，如果邵曙光再長期把持老總職務不放的話，難免被其他股東們所不喜，因此還是退位讓賢比較好。
今天他乘坐的船只隸屬于移民部，是一艘經典的“短跑冠軍”級移民運輸船，搭載了超過一千名來自廣東潮州府的戰爭難民。這些人的目的地是東岸本土北部的巴西地區，預計還要一年多的時間才能最終抵達。
而因為船型設計的緣故，“短跑冠軍”級是沒有大容量的貨艙的，僅有的空間除了必要的食物、淡水、藥品、水果和牲畜外，就沒有多少能夠拿來儲存貨物了。但這艘從澳門起航的船只仍然攜帶了相當從日本采購的銅片，銷售到了越南人手里，換回了大量“東京生絲”（其實產地未必是東京，而是越南其他鄉下地區）和越南瓷器。
這些越南特產商品，可以在印度、中東、東非等地賣一個好價錢，然后還可以在當地順便采購一些商品，帶回東岸本土銷售，所獲得的利潤多少能補貼一點移民費用了。雖然可能有些杯水車薪的感覺，但總比沒有好，不是么？
“現在南方開拓隊正在策劃、實施的南進貿易策略，就是想補上這么一環。而寧紹地區的商業資本，也有擴充這些海上貿易的沖動，所以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展開了。”邵曙光又解釋道：“現在，因為自身力量的嚴重不足，我們需要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福建鄭家的人一起都拉進來，進行貿易，而這種抱團取暖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應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做法。”
其實，目前四家一起規劃的貿易路線還頗有些不足。比如，他們計劃中的定海—廈門—澳門—會安—馬尼拉的貿易航線，最后一段效率頗低。按照最初的想法，會安后面是要去馬六甲城進行貿易的，以采買一些印度特產，然后再沿海岸線航線前往菲律賓群島。
但馬六甲現在控制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手里，在動了他們的商業奶酪之后，誰也沒法保證荷蘭人不會將市場向他們關閉。再加上附近海域猖獗的海盜隱患，因此他們還是暫時放棄了這一段，等以后再說。
作為南進貿易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臺灣銀行就打算未來在會安港設立大型貨物集散中心，然后開辟通往暹羅、東印度群島（學英國人一樣，偷偷摸摸采買香料）、緬甸乃至印度的支線市場。這些小的短途航線，真要好好經營的話，商業利潤還是不宜低估的，這從葡萄牙人至今仍在跑著澳門—孟加拉灣航線就能看得出來。
這些所謂的短途貿易支線，無疑又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們構成了嚴重的競爭威脅。當那些荷蘭佬們發現自己的生意被搶，荷包嚴重縮水時，不知道會不會做出什么過激的舉動。也許，當有些抑制不住火氣時，類似當年在萬丹屠殺英格蘭商人的事件也會上演到東岸人身上，這也是個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當然擴大貿易線的好處也很多，除了利潤外最大的無疑就是影響力了。你看會安現在大片的日本人、華人商業會館，就可知這兩個群體在當地貿易地位中的優勢有多大了（最近二十年日本人的影響力也隨著幕府的閉關鎖國而快速下降），東岸人現在就希望素來山多地少的福建可以借著這些貿易線往外延伸，通過商業往外移民，最終改變當地的人口構成。
這些移民，不需要東岸自己花一分錢，而未來一旦成了氣候的話——幾乎是必然的，南洋最初的移民很多都是商業移民，后來慢慢將老家親朋還有帶來，慢慢形成了龐大的社區規模——反倒是東岸人擴大在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影響力的絕佳媒介。以東岸海軍的強勢程度，這些海外華人只要腦子不傻，都知道該抱哪根大腿。
這是長期的幾十年乃是百余年的大戰略，短期內是看不出任何效果的。而這，很顯然也需要一個龐大的商業、航海資本在背后著，就看寧波當地的商人們在消化完了新得的紹興府地盤之后，會有多少資本可以進行這種海外輸出了。但不管怎樣，驍勇的東岸海軍肯定會盡一切力量為這種資本輸出保駕護航的，不讓外人占了便宜。
1685年10月30日，在結束了會安港的停靠、補給之后，搭載著邵曙光的“短跑冠軍”級移民運輸船也拔錨起航，離開了越南近海，全速朝印度西北部的第烏島駛去。
很顯然，這是一艘走馬六甲海峽的移民船，在東岸與葡萄牙協調好利益，于第烏島上大興土木建設基地后，這些走馬六甲海峽的移民運輸船也相應地調整了航線，將此處作為旅程中一處重要的停靠點，如今這艘船就是這么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