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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章 國運,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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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有多少人、又有多么地不服氣,中國武術的技擊能力,一代不如一代,愈來愈弱,最終蛻化成一項非對抗性的體育運動,是不爭的事實。武術的神奇,永遠留在傳說和武俠小說、功夫電影里面,在現實中,只要和現代技擊術硬碰硬,不論是拳擊、散打、自由搏擊,還是軍警使用的擒拿格斗術……可憐的武術,無不落個鼻青臉腫的下場,概莫能外。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任何一項體育運動的發展,總是一代強過一代,特別是在現代醫學、營養學和系統、科學的訓練手段的幫助下,更是成加速度發展的趨勢——如果張伯倫和貝利從二十世紀一步跨到二十一世紀,前者和霍華德、詹姆斯直接對抗,后者和梅西、c羅直接對抗,關卓凡以為:根本就是找虐。

  再看看各種奧運會紀錄的變遷,這個問題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唯獨武術,孤影向隅。

  關卓凡一直很好奇,這是為什么?

  有人將之歸咎于武術的套路化。對這種看法,關卓凡不以為然。沒有套路這個形式,技藝是很難完整傳承的。特別是傳統武術教學,只形諸口耳,師傅教徒弟,如果總是零打碎敲,一兩代之后,一門武技,便會變形乃至湮滅。

  那么原因何在呢?

  穿越之后,特別是在創制標準化的“擒敵捕俘技”的過程中,關卓凡慢慢找到了答案。

  戰國、秦漢之際,兵民合一,中國武術——不管那個時候叫不叫“武術”——是純粹的技擊術。武術的唯一目的,是擊倒、擊殺對手。這種武術,一擊即中,一招制敵,必然是最基本的要求;耍起來好不好看。應該不在考慮之列。

  這個時候的中國武術,應該是非常強悍的。

  陳湯曾對漢成帝說過:“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尤三而當一。”

  考察當時漢兵和西域諸胡對陣的情形,加上這話是由陳湯說出來的。這個“五而當一”、“三而當一”,不能算吹牛。

  當然,陳湯強調的,是漢、胡武器裝備的代差,但關卓凡以為。在冷兵器時代,單有武器裝備的優勢,是不足以克敵制勝的——兩宋和明朝中后期,中原王朝對陣北方游獵民族的表現,都說明了這一點。

  因此,有足夠理由相信,前漢時期的中國武術,有著強大的技擊能力。這種能力。在彼時已知的世界范圍內,是占壓倒性優勢的。

  中國武術,什么時候開始變味了的呢?

  關卓凡以為。應該就是始自趙宋之崇文抑武。

  事實上,“俠以武犯禁”,中國只要結束戰亂,建立大一統的政權,政府就會瞅民間舞刀弄槍的人不順眼,并萌生禁武的沖動。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算是開風氣之先。只是秦朝二世而亡。這件工作,木有啥實際效果。

  漢、唐兩個大一統王朝,中國處在自己的青壯年時期,具有強烈的擴張沖動,民間的尚武風氣和政府的對外軍事行動,算是彼此相得。政府既需要高質量的兵源,又有控制局面的自信心,因此對民間的武事,基本采取了容忍的態度。

  但自趙宋開始,中國對外擴張的沖動消失,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維持自身的穩定,崇文抑武成為符合邏輯的選擇,中國武術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諸結集社眾,閱習武藝者(桿棒鏈錐之屬亦是),教師及為首人,徒二年,余各杖一百。許人告,其應習者不坐。”

  這種政權,你指望他收復故土,統一中國?且做夢吧!

  元朝以小族臨大國,在蒙古人眼里,所有習武的漢人都是潛在的叛逆,禁武更加不遺余力。

  滅宋不幾年,便出臺了《禁治習學槍棒令》,對于民間武事,大加禁撻。

  先鋪陳習武之害,聲色俱厲:

  “奸民不事本業,游手逐末,甚者習學相撲,或弄槍棒,有精于其事者,各出錢帛,拜以為師。各處社長等人,恬不知禁,有司亦不究問。長此不已,風俗恣悍,狂妄之端,或自此生。”

  習武既有此原罪,禁武便成必然:

  “今后軍民諸色人等,如有習學相撲,或弄槍棒,許諸人首告是實,教師并習學人決七十七下,拜師錢物給告人充賞,兩鄰知而不首,減犯人罪一等。社長知情故縱,減犯人罪二等。”

  嗯,習武的要治罪,舉發的要獎勵,知情不舉的要連坐,可謂算無遺策了。

  最后,指出禁武的重大意義:

  “庶幾恣悍之風不做,兇強之技不傳,馴化民情,坐消變故,此于政治所系非輕。本臺乞遍下合署,嚴行禁治施行。”

  按現在的話說,這是真正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文中的“本臺”,指的是“御史臺”——由國家最高司法監察機構領銜禁武,這個檔次,夠高的了吧?

  之后,朝廷多次重申法令,禁止習武。至治二年,英宗頒布上諭,直截了當:“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蒙古人的處心積慮,并不能保證統治的長久,不過幾十年光景,便被漢人趕回了大漠。但中國武術,從此元氣大傷,再也不能恢復。

  明朝重文輕武,一如兩宋,武官地位,大大低于文官,更別說“武人”了。清承明制,“武官”也好,“武人”也罷,地位愈形低下;再者,清朝和元朝一樣,同樣是以小族臨大國,雖然沒堂而皇之地弄出什么《禁治習學槍棒令》,但對民間武事,依然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世宗曾經說過,“武師多系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之流”,并下諭禁習棍棒。不過,傳說中針對漢人的“禁武令”,卻是不存在的。

  面對政治權力的打壓,中國武術夾縫中求生存,不得不走上磨去爪牙、自我弱化的道路——即:消減武術的技擊功能,改變武術“殺人技”之本性——以自廢可能給政權帶來威脅的能力為代價,委屈求全。

  于是,中國武術,由刀矛而棍棒,由長器械而短器械,由器械而拳腳,由攻擊而防守,由技擊而表演,由表演而養生。套路、招式愈來愈漂亮的同時,殺傷力愈來愈小,技擊和對抗的價值愈來愈少。最終,到了近現代,只剩下“花拳繡腿”四字。

  趙宋之后,中國武術的唯一一線生機,出現在戚繼光的手上。他把已經從實戰中脫離的武術,重新納回實戰,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武術的技擊價值。遺憾的是,這位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至少是之一吧——生錯了時代。如果戚繼光生于漢、唐,關卓凡以為,其武勛當不在衛、霍、靖、勣之下。

  可惜,他不但生在明朝,還是中晚期的明朝。

  戚繼光死后,人亡政息,和明朝的國運一樣,中國武術重又進入墮落的軌道,直到坐實“花拳繡腿”四字。

  關卓凡歸納了一下,中國武術的命運,大致是:戰國秦漢隋唐,一路意氣風發,高歌猛進;兩宋之際,出現逆轉;蒙元伊始,被重重一擊,傷入臟腑;中晚明的時候,力圖振作,但曇花一現之后,反而愈形萎靡;清朝入關定鼎,最后捏上一把,中國武術,便氣若游絲,藥石罔效了。

  創制“擒敵捕俘術”的過程,使關卓凡確定了一個認識:武術門派龐雜,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技巧,可為近現代軍事格斗術借鏡。不過,武術對軍事格斗術的價值,僅此而已。武術和軍事格斗術的距離,已經十萬八千里,任何試圖完整恢復武術技擊功能的努力,注定徒勞無功。

  現在已經不是戚繼光的時代了。

  舊的去了,新的才來。

  就不要沒完沒了拉拉扯扯了。

  嗯,所謂改革,不就是這么回事嗎?

  (這一章有點特別,想來又不免注水之譏。對此,獅子只好說聲抱歉了。明天,再開始喜聞樂見的情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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