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放緩了語氣，說道：“這件事情，不是你們想象得那么難。辦這件‘工程”關鍵不在‘有力”而在‘有心，。除了留出專門的時段，請專人教授，有許多法子，可以學習識字，甚至，行軍的時候，也是可以的。”
他輕啜了一口茶，說道：“比如，走在前面的士兵，在背囊上貼一張大字，后面的士兵不就可以‘念書，了嗎？”
爵帥此議，大伙兒頗覺匪夷所思，可是……似乎也是可行的。
關卓凡說道：“我舉這個例子，是要告訴各位，還是剛剛那句話——辦這件‘工程”關鍵不在‘有力”而在‘有心，。只要‘有心”自然可以生發出許多有用的點子。”
他頓了一頓，說道：“這是‘善政”，說句俗氣點的話，是‘積功德，的事情。你們想想，士兵們學會了識字，他們和他們家里的人，不都要感激你們一輩子？”
這倒是實在話，將領們聽得心里面暖烘烘的。
關卓凡說道：“這件‘工程”要由軍團長主辦——華遠誠，我不是叫你做師傅，是叫你‘辦工程，。還有，我相信，你會成為士兵們的最好的表率。”
將領們都笑了起來。
關卓凡鄭重說道：“這個‘課本”我會親自參與編寫。”
將領們都微微動容，爵帥是真的重視這件“工程”，大伙兒真正要拿出吃奶的力氣了！
關卓凡確實是重視“掃盲工程”，但他親自參與編寫教材。卻另有不能宣之于口的深意。
關卓凡要借助“掃盲工程”，完成對軒軍的“再教育”，說的難聽一點，就是“洗腦”——要叫軒軍上下。以關卓凡所思、所想，去思、去想，最終使他對軒軍的控制，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可移替。
大多數的文盲，對文字和書籍，有天然的敬畏。他們的潛意識中，多認為油印在紙面上的文字，就是“道理”，就是對的。因此，在學習識字的過程中，“學生”們自然而然。會接受教材所揚。反對教材所棄。
這是一個向士兵們灌輸“正確思想”的絕好機會。
這些“正確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培養基本的國家、民族意識，樹立為國家、民族戰斗的覺悟。
這個“國家”。是“中國”。
教材中少不了的五個字：
“我是中國人”。
當然，還得加一句。“我是大清人”。然后要解釋，咱們中國，好幾千年了，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的國號，生在大唐，即是“我是大唐人”，生在大清，即是“我是大清人”。
這樣，這個教材，既奉“大清”為正朔，就不致有什么大的關礙。
這個“民族”，是“華夏族”。
漢人、滿人，都是“華夏族”。
這個話，相信朝廷也是愛聽的。
第二，淡化“忠君”概念，培養公民意識。
切入點是，冇“我等軍餉子藥吃用，皆是老百姓的血汗錢”。
就是說，拿了老百姓的錢，就要替老百姓做事；如果拿了人家的錢，不替人家做事，反過來還騷擾擄掠人家，那還能叫人嗎？
第三，灌輸“革新”意識。“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還有，“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
第四，開眼看世界。“人家的東西，只要是好的，咱們就要用。”
第五，“新政好”。沒有新政，中國就不能富強；沒有新政，就沒有軒軍遠高同儕的軍餉，甚至就沒有軒軍。所以，凡我軒軍，皆要為新政“保駕護航”。
第六，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第七，培養對關卓凡個人的忠誠。
其實，關卓凡兜來轉去，根本上，就是為了這最后一條。
如果只是走傳統的拉同鄉、喂銀子、用私人的路子，也許也能把這支軍隊攏成自己的“私兵”，但這一定是一只沒有什么戰斗力的“私兵”，搖搖晃晃，說塌就塌。
這樣的一支的軍隊，勉強攏在手中，又有什么大用？
如果經過了前面的一系列思想觀念的改造，這支軍隊，就是支準現代化的軍隊，即便關卓凡不采取任何的“非常手段”，除了他這個“締造者”，在本時空，也沒有任何一個舊官僚、舊君主可以指揮的了。
這才是保證對軒軍絕對控制權的“正途”。
何況，關卓凡還有一大把的“非常手段”。
這個“非常手段”，當然不是擺明軍馬，要求“忠誠領袖”，那未免太刺激朝廷的眼球了。
而是“迂回攻擊”，“曲線救國”。
比如，這個“課本”，分成多章，每一章都會有一段“爵帥的話”，或者叫“爵帥講話”——都行，叫什么名字，關卓凡還沒想好。
這“爵帥的話”，自然都是好話，講大道理的話。只是全書沒有一句“皇上的話”，“太后的話”，通通都是“爵帥的話”，這本書念完了，在“學生”的潛意識中，“金口玉言”的那位，自然就變成了“爵帥”。
在書里，關卓凡戴了一位老師的面具，話說的再多，也算導人以善，對此，不會有誰有意見吧？
而且，中國的政治傳統中，皇帝也不能隨便說話，因為開口就是“君無戲言”，變不了現的話就尷尬了；另外，皇帝高高在上，底層的子民，平民也罷，士兵也好，是“沒有資格”直接聆聽“綸音”的。
到了近現代，周邊工業化大潮浪濤洶涌，還玩這種農業社會的裝逼路數，關卓凡以為，屬于自動放棄話語權，須怪俺不得。
還有，軒軍的文書布告，打頭的四個字，一定是“奉爵帥令”，全文極少出現“朝廷”或“圣諭”這種字眼。
“奉爵帥令”和“爵帥的話”，起到的是相同的作用。時間長了，軒軍上下，自然而然就認為，有權力對自己下命令的，就是“爵帥”了。
而“奉爵帥令”，在臺面上，有非常合理的解釋。
軒軍“奉旨以西法練兵”，其兵制非朝廷經制。因此，在體制上，朝廷給軒軍的任何敕誥，都是給關卓凡一個人的，然后由他“代表朝廷”實施。
軒軍的將領，在朝廷經制中有具體職務的，其職務和軒軍并不發生直接關聯。因此，軒軍任何一位將領，都無法單獨接受朝廷的敕誥。
如姜德的“狼山鎮總兵”，和他的“松江軍團第四師師官”沒有任何關系。只有事關“狼山鎮”的軍務，才能發給姜德本人。呃，江蘇的“狼山鎮”，已經裁得差不多了，能有什么軍務，非得遠在天津的姜總兵本人來辦呢？
松江軍團軍團長華爾，“三等子爵，賞戴頭品頂戴，提督銜”，更是只有爵位、榮譽和級別，在朝廷經制中，沒有任何具體職務。
軒軍種種事務，不僅管理建設完全自主，將領任免和部隊調動，亦百分百操于關卓凡一人之手。朝廷在事實上固然干涉不了，即便在體制上，也很難干預——什么“師官”、“團官”，根本就不是朝廷的官。
這就是關卓凡要采取新建制的第二個原因：將軒軍和朝廷徹底區隔開來。
新軍裝，新儀注，新建制，新思想，通通都是為了這個目標。
既為保證軒軍的戰斗力不下降，也為保證自己對軒軍的冇絕對控制。
這個時候，相對于中國其他軍隊，這支軍隊的戰力，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只要軒軍在手，通向大目標的路上，不論有什么蹉跎起伏，最后的勝利一定是屬于自己的。
明天一更，放在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