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皇太后在關貝子的房中呆了許久許久，不知道到底說了多少軍國大事？
房門終于開了，關卓凡出來，傳太后的口諭，叫了玉兒進去，自個在門口候著。
又過了許久，房門再次打開，玉兒攙著，圣母皇太后儀容端莊，一步一搖地走了出來。
關卓凡乃恭請圣母皇太后移駕正廳，然后傳膳。
進完了膳，放賞。
貝子府的“回賞”很重，太監一千兩，宮女一千兩。
鑾駕回宮，貝子府闔府跪送。
到這兒，關卓凡“前扈大臣”的差使就算是辦完了，圣母皇太后的儀從出了柳條胡同口后，他回到府內。
院子里一株臘梅冒寒怒放，夭夭灼灼。
慈禧和自己最后說的一番話，又浮現在他的腦海中。
“那個姓呂的姨太太，生得到底有多美呢？”
關卓凡萬料不到她會問這個，腦子里面飛快地打了幾個轉，居然是這么回答的：“比不得太后國色。”
慈禧撲哧一聲笑了：“你滑頭！”
嘆了一口氣，柔聲說道：“這個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我，好像和她還什么都沒有啊？
慈禧自管自地說下去：“這個女人命硬，克男人。你想一想，陳玉成、勝保、德興阿，哪一個有好下場？”
圣母皇太后的聲音愈發溫柔：“我不是吃干醋。你要女人，多少沒有？可不要誤了自個兒。這個呂氏，離她遠點，給她一個衣食無憂就是了。”
雪花飄了下來，暗香浮動，紅蕊斜枝，那個明艷不可方物的形象裊裊地出現在眼前，關卓凡渾身一陣燥熱。
勝保死后被抄了家，關卓凡求情，朝廷“發還家產”。關卓凡對“勝四嬸”的義務算是盡了。
還有一位“嬸子”，該拿她怎么辦呢？
不知道，忍一忍，從上海回來再說吧。
第二天，關卓凡便動身赴滬，用的名義是“奉旨觀風巡閱”，還是欽差大臣一枚。
計劃是先到天津，對軒軍駐地情況做一番考察，然后在大沽口上船，浮海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沒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淚相送。關卓凡心中老大過意不去。岔開話題，囑咐她們可以開始籌備圖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選定日子，自己從上海回來之后，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關一過，就給他們兩個成親。
關卓凡離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上了一道折子，題目叫做“劾議政王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
蔡壽祺的劾折和關卓凡的離京前后腳，關連痕跡明顯。但關卓凡以為，現在還“避嫌”，純屬脫褲子放屁。現在必須效率第一；而且，擺明軍馬，有立威和逼人站隊的作用。以免接下來有過多的人首鼠兩端，把這場仗打成個不勝不敗、不死不活的局面。
蔡壽祺的這份折子洋洋灑灑數千言，頭是這么開的，“冇為時政偏私，天象示異。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請旨飭議政王實力奉公，虛衷省過”。
然后就開始長篇大論“天象示異”。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應”是核心之一。“天象示異”代表老天爺對地面上的政治不滿意，以“異象”做出警告。下面為政的不改正，老天爺就要發飆了，最嚴重就是換人來干，“王朝輪替”。
日蝕、月蝕、地震這種高級別的“異象”不用說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風、大霧、冰雹、蝗災、瘟疫、泥石流、沙塵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后世之“霧霾”也可以算進去。
總之，所有的自然災害都可以歸攏進“天象示異”。
還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們反季節開放，也算。
還有，河水變顏色、泉水從地下冒出，也算。
還有，哪兒生了個“雙頭人”，即后世所謂“連體嬰兒”，也算。
這種神經兮兮的理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驗。
比如王朝后期，財政枯竭，政治腐敗，行政能力愈發低下，防災、抗災的能力就跟著降低，包括無力進行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護，中國最主要的兩種自然災害——一個澇、一個旱，便愈發頻繁。
王朝后期，動亂增加，戰爭進一步破壞了防災、抗災的能力，自然災害隨之大幅度增加，“大戰之后有大災”不是虛言。
現在的清朝正是已進入“后期模式”，甚至有開啟“末世模式”的跡象。
其實，就算太平盛世，中國這么大，又有哪年沒有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這種所謂“天象示警”，什么時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壽祺建議以此為突破口，關卓凡以為很有道理。
因為在“天人感應”的理論中，宰相“燮理陰陽”，所以，既然“天象示異”，那么就是“宰相之責”了。
當朝“宰相”是誰？可不是什么“大學士”。清朝后期的“大學士”，基本上就僅僅是個榮譽銜頭了，有位置，沒實權。
實際的“宰相”，是“軍機處領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為所有的自然災害、包括洛陽李某家里的那個“雙頭人”負責任啊。
那么，宰相出了什么問題叫老天爺這么不高興呢？
這就是折子的題目里的那四件事了，“貪墨、驕盈、攬權、徇私”。
這套邏輯，非常完美，關卓凡想，以后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當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動科學昌明吧。
蔡壽祺羅列了一大堆“天象示異”，看的慈禧和慈安心驚膽戰——兩位御姐可是信這個的。
趕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面”發那么大的火？
“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中的重點是“貪墨”。
劾人“貪墨”要有證據，不然就沒有什么殺傷力了。
有沒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門包”制度。
其實哪個王公重臣的門房都是收“門包”的，但別人的“門包”是落在“門房”個人腰包里的；而恭王府的“門包”，王府要從中“分成”。
這個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來的。恭王府開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頗以為苦，于是桂良獻計，派“賬房”到“門房”坐著，客人給“門房”的“紅包”，一律先收上來，然后再將其中部分返還“門房”，其余的，留在賬房。
以前給五兩的，現在就得給十兩。因為如果還給五兩，落到門房自個手中，就只有二兩、三兩，這個門，你還想進去嗎？
給十兩門房也不會有更好的臉色，因為落到他手里的還是五兩。
大伙兒既知道恭王府有這么個規矩，給門房紅包等于“孝敬”恭王，還能落下個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門包”的“行情”就愈漲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張一百兩的票子。
這種情況下，返還給門房的，就不止五兩了，會多一些，大概十兩八兩的樣子。
于是，真正把“小額納賄”變成了公開的“制度”。
恭王每天接見的客人是有數的，且都是高級官員。大多數低級的官員是由王府的長史接待的。很冇多時候根本無人接待，純粹過來打個花呼哨，就為了給門房送個“紅包”，在恭王府賬房那兒留個名字。
到了后來，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該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的事，也先來恭王府“報到”，給了“門包”，再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這個“制度”確實解決了恭王的開支問題，但卻給不少清苦的中下級官員造成了不小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