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這封親筆信，前半段，是向關卓凡報告江寧退役湘軍的“贖官”以及發送回鄉的情形。雜卐志卐蟲 曾國藩去江就直，留在江寧的退役湘軍，猶如野馬沒了籠頭，囊中金盡之后，不事生產、無以生業的，就開始騷擾地方，作奸犯科，成為江寧乃至兩江的心腹大患。
關卓凡謀之于曾國藩，威逼利誘，反復折沖，終于迫使曾國藩接受了以下方案：
留在江寧的退役湘軍，九品十八級，朝廷以最低一級三百兩銀子、最高一級五千兩銀子的價格，“贖回”他們頭上、身上的一切頂戴、功名，然后，發送回湖南老家。
而曾國藩“客氣”，主動“降價”，“贖官”的最終的價格，定在最低一級二百兩銀子、最高一級三千兩銀子。
其中曲折詳細，本書前文已有長篇大論，在此就不贅述了。
迄今為止，這件龐大而棘手的工程，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說，湘系在江寧的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已經被“連根拔起”了。
換一種說法，江寧這個湘系的大本營，已經回到了朝廷的掌控——或者說，進入了關卓凡的掌控之中。
事實上，即便曾國藩不寫這封信，江寧退役湘軍的“贖官”以及發送回鄉的情形，關卓凡也是清清楚楚的。
兩江、湖南都有詳盡的報告，而“贖官”的資金，又來自于“江淮鹽業公司”的利潤，因此，關卓凡手上的數據，不論人數還是花費，都是精確到個位數的。
曾國藩自然曉得關卓凡啥都曉得，但還是在眼疾初愈、目力孱弱的情形下，親筆寫了這封信。
而且，一筆一劃，一絲不茍——一切數據，也是精確到了個位數，并同關卓凡掌握的數據，嚴絲合縫。
當然，曾國藩做這份報告，即便在臺面上，也沒有任何毛病——并沒有任何越兩江之俎、代湖南之庖的嫌疑，他本來就是奉了明旨，同兩江總督、湖南巡撫一起，“實心協力”，辦理此事的。
數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態度——通過報告和數據表達的態度；而這個態度，在之后的一段話里，有著更加清晰、更加明確的表達。
曾國藩說，發送回湘的退役兵勇之中，“憊懶之輩甚伙”，因此，不能不對如下一種可能性“預為之備”，即，一班散兵游勇，發送回鄉之后，依舊不事生產，“金盡之后”，掉頭返江寧，“故態復萌”。
如是，一定要“不問情節輕重”，“立予捕拿”，“明正典刑”，“以儆后來”，斷不可“恩不忍誨，義不忍割”！
這個，“杜兇于漸，防妖于萌，則兇銷妖滅，害除福湊”，不然，“小隙易弭，大忿難敉”，等到重蹈覆轍才亡羊補牢，必事倍而功半，“此朝廷、地方皆不可不慎者也！”
看到這兒，關卓凡不由微微動容，感嘆著說道：
“‘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切中肯綮！‘杜兇于漸，防妖于萌，則兇銷妖滅，害除福湊’——可圈可點！‘小隙易弭，大忿難敉’——更是警句！”
頓一頓，“滌翁苦心孤詣，老成謀國，以忠、以公、以正，我受教了！”
“王爺金獎，”趙烈文說道，“中堂榮于華袞！”
“惠甫，”關卓凡搖了搖頭，“不敢這么說——我是視滌翁如師的。”
趙烈文微微俯一俯身，不再說話。
關卓凡繼續看了下去。
很快，趙烈文就留意到，輔政王的眸子中，隱有光芒躍動。
這是意料之中的——較之前半段，信的后半段的內容，更加重要。
“小隙易弭，大忿難敉”云云之后，曾國藩筆鋒一轉，幾乎沒有做任何的過渡和鋪陳，便說道：
我拜讀輔政王的祭“江陰閻忠烈神將軍”的雄文之后，“心緒激蕩”，“扼腕擊案”，“無以自已”，“乃囑小犬端楷大字恭錄之，懸于內室南壁”。
“清夜夢縈，不能安枕，攬衣而起，舉燭照壁，低吟慢詠，每至‘既不論周、殷，又何分旗、漢？今時今日，其惟知華夏矣！’——即欲擊案！即欲浮一大白！”
“扼腕抵掌，繞室徘徊，長以太息，不知東方之既白。”
關卓凡太意外了！
他祭閻應元的那篇文章，早已傳遍全國，其中滿、漢之關節，真正才智之士，皆有所動、有所感，不過，這個事情太敏感了，再怎么“動”、再怎么“感”，也只能“默喻”，或者，只能在最親密、最信任的朋友之間，私下底討論，今日之前，還沒有一個有分量的人士，就此做或公開、或直接的呼應。
另一方面，關卓凡對于相關進程的推動，也是十分謹慎的——一步都錯不得的！因此，他并不亟亟于“有分量的人士”的桴鼓相應，若說話的人，身份不合適，說話的時機不合適，幫倒忙的可能性還更大一些。
關卓凡曾經反復盤算過，第一個站出來“做或公開、或直接的呼應”的“有分量的人士”，會是誰呢？
或者說，該是誰呢？——我應該挑誰來做這個“第一個”呢？
他想過很多人，滿人不計，漢人中，左宗棠、李鴻章都在候選之列，但是，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從未有過曾國藩的名字。
原因呢？
很簡單，第一，曾滌生是天底下第一個憂讒畏譏之人；第二，敉平洪楊之后，其心氣已衰，不再有什么進取之心，滿腦子想的，就是一個“持盈保泰”——這是通天下都曉得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秘密。
這樣一個人，怎么會在本朝第一敏感之事上，做出頭鳥呢？
還有，你看看這些文字，“心緒激蕩”、“扼腕擊案”、“無以自已”、“即欲擊案”、“即欲浮一大白”、“扼腕抵掌”——
這像是一個最講究“持志養氣”的道學大家說的話嗎？
還有——短短一段話，居然出現了兩次“扼腕”、兩次“擊案”？
另外，做文章最講究起承轉合，而如前所述，曾國藩的這封信，前后文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過渡鋪陳，這——
這固然是因為曾國藩目力尚弱，沒有多余的精力寫廢話，但是，是否也可以理解為因為“心緒激蕩”、“無以自已”而“直抒胸臆”、“不藏不私”？
“阿諛取容”、“聞風希旨”什么的，同曾滌生是扯不上關系的；而曾某人經已拜相封侯，且“相”是首輔，“侯”是世襲罔替，人臣的極峰功名，都已有了，再加上表里如一的清廉，若說他在功名富貴上頭還有所求，天底下大約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
那么，這封信，這番話，所為何來？
往下看。
曾國藩說，“拜讀”了輔政王的祭文后，回過頭，再去“恭讀”對法宣戰詔書，更有所悟，真正能明白了，何以“我華夏為寰宇至堅忍果敢之族群”？何以“此役為我華夏淬火之役”？何以“我四萬萬華夏赤子，揮汗可成雨，眾志可成城”？
這三句話里頭，都有一個“華夏”。
很明顯，曾國藩“所悟”之重點——譬如，“我華夏為寰宇至堅忍果敢之族群”，重點不在“堅忍果敢”，而在于“華夏”。
另外兩句，情形仿佛。
曾國藩的話里，有一個小小的BUG，“我四萬萬華夏赤子”，是關卓凡祭閻應元文中的話，對法宣戰詔書相應的原話是，“我華夏赤子、志士仁人，恒河沙數”。
這個BUG，不曉得曾國藩只是搞混了，還是刻意為之？
不過，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
態度！態度！
關卓凡亦不由“心緒激蕩”了：
不論原時空還是本時空，曾國藩都是那個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的人，目下，在歷史的大關節點上，第一個站了出來，對我的改天換日，桴鼓相應的，又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