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國際輿論開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廣泛宣傳日本大陸政策的必要性。在這種形勢下，作為輿論工具，媒體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軍部的重視。為了實現既定國策，政府、軍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媒體的言論控制。
戰爭期間對輿論的控制或者是管制本是無可厚非的行為，戰爭時期實施新聞檢查，是國際慣例，目的在于防止虛假消息動搖人心，同時也防止重要政治和軍事信息外泄以資敵。這樣的事情再是接各個國家都在進行，包括中國也一樣。
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又公布了《宣傳品審查標準》，同時期還出臺了大量以審查新聞輿論為目的的法令、法規，這些法規的不斷出臺與完善，使得國民黨政權的新聞檢查達到了密如天網的地步。
1930年12月，國民黨制訂的《出版法》對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請登記和出版品內容的限制。從法律學的角度看，它屬于注冊登記制。隨后，國民政府公布了《圖書雜志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圖書、雜志應于付印前將稿本送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委員會有權刪改稿本，刪掉的地方不許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頒布了《修正出版法》，規定報刊應于“首次發行前，填具登記申請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準后，始得發行。”這兩個法規，實際上將由原《出版法》規定的注冊登記制改成了干涉輿論自由的審查批準制。
但是，這并不等于從根本上實施言論限制，更沒有像日本那樣嚴厲的輿論壓制。日本政府和軍部為了保證政府宣傳一致輿論一致的目的，采取的一系列媒體法西斯化的措施，最主要的有4步。首先是大規模的思想和人員整肅。從1932年起，日本政府對各種出版物（包括報刊）實行了空前嚴厲的檢查和取締，僅當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這類事件一般為幾十起。
其中真正直言反對戰爭的極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軍部直接統制的新聞報道和言論。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達34萬人，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軍部對已經相當支持戰爭的媒體仍舊不放心。要求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國策”與“國論”必須完全一致，國論與國策保持距離也不被允許。陸軍省的新聞負責人本間雅春發表談話：“國策與國論毫不相干的時期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近年來，輿論雖然不斷增長著可貴的力量，但還沒有像日中事變這樣發揮過威力。一旦我們的報道機關闡明正義觀念、統一國內輿論、指出前進方向，使國民緊密團結、燃燒起火一般的愛國熱情，即使以整個世界為敵也毫不畏懼。那就是為國家立了大功，無論誰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脫帽致敬。”這基本反映了軍部以后進一步箝制媒介的立場和出發點。
第二步是啟動“國體明征運動”和精神統制，為了使輿論進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發起“國體明征運動”，“明征”即“明確”之意，目的是徹底消除明治維新時期傳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歸到神權天皇制絕對主義的“國權論”。
在這一運動下。教育和國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對偏重智育，禁止高級享樂，電影中只有行軍、射擊、高呼萬歲的鏡頭，連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書籍，也由于軍方極端派認為不夠徹底，以破壞國體觀念、提倡多元化、主張思想自由等罪名，將當事的教授們趕出大學。
接著。1938年發動“國家總動員運動”，全面實行經濟統制、國民統制和精神統制。政黨被完全禁止，議員不屬于政黨，而被納入“大政翼贊會”會議局領導。該會對所有的施政演說、軍事戰況報告、致出征將士的感謝決議和答前線電，都以熱烈掌聲通過。原有的各種社會團體解散，按職業、年齡、性別分別被納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國性單一社團，如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大日本青少年團、大日本婦人會、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等等。高壓政策還蔓延到宗教。許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數千人被捕。在這種精神統制下，對新聞傳播施以進一步的控制。更是無以復加。
其次是國家直接管制廣播業，日本1925年3—6月間分別成立了民間社團法人的東京、大阪和名古屋廣播電臺。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發出指示將三家廣播電臺合并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壟斷廣播業的“日本廣播協會”。政府對所有消息和演講，以及講演人選都進行嚴格審查。
“九.一八事變”中，廣播煽動戰爭的作用遠比報紙廣泛，極大地刺激了收音機銷售。1934年，為強化對廣播的控制，進行了一次廣播協會的改組，郵政省的無線電科、內務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會教育局負責人均參加進來，現役軍人主持的煽動戰爭和進行法西斯教育的節目越來越多。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廣播中越來越多的是首相、軍界和其他官界首腦的鼓動演講，以及經過特別甄別的御用民間知名人士的講話，主題均為“作為大東亞指導者的日本”、“美國侵略東亞史”等等。
最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苛刻的言論法規，控制民眾言論。早在政府擴充、完善言論控制機構之前，已經開始陸續制定管理言論的法規。作為報紙的基本法規，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聞紙法，其中規定，內務大臣有權禁止報刊的發售、散布并查封報社、雜志社；陸軍、海軍、外務各大臣有權禁止報刊登載有關本省事務的稿件。在1936年“2.26事件”后不久，為維持治安、保持軍隊秩序，公布、實行了不穩文書臨時管理法，與此同時，內務省著手建立出版警察網。1941年3月7日制定了旨在保護政治機密的國防保安法。各種情報都被加上二重、三重的限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立即制定了言論、出版、結社等臨時管理法。這些言論法規的制定基本上有兩個目標，一是懲治對時局“散布流言蜚語者”和“蠱惑人心者”，二是將政治性的結社、集會的活動從呈報制改為許可制。
通過以上措施，日本政府和軍部將報業、通訊社及情報機構全面統治起來，實現了所謂的“國論統一指導”的體制。日本媒體在這種嚴密的言論控制下，加之軍國主義的威懾，逐漸地墜入法西斯的深淵。
日本政府以及媒體不負責任的言論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關于戰爭的大討論，除了日本以及個別幾個極端的國家部分人士以外，絕大多數有良知的人都認為日本陸軍中將在中國戰場上的這種行為違背了軍人最起碼的人道主義，更有損了軍人的榮譽。這樣的人簡直就是戰爭罪犯，根本不配成為英雄。
同時日本人這種無恥的言論和嘴臉徹底令陳鋒暴怒了，11月19日，陳鋒在大同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在上百名中外記者面前警告日本政府和軍部大本營，如果在20號之前木村兵太郎還沒有釋放那些被抓的中國老百姓，他將會向軍隊下達同樣的命令，今后作戰中將不會區分日本軍人和平民，有遭一日，日本戰敗，全民將會為今日的行為付出最為慘痛的代價的。
陳鋒的警告雖然引起了在華日本僑民的一片恐慌，但是對與日本國內的民眾來說卻一點影響也沒有，也不能說沒有影響。當陳鋒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被添油加醋在日本發行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怒了。
盡管現在由于無休止的戰爭，日本國內民眾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貧窮也急速表面化，甚至于很多日本人每天只能吃那些劣質的粗糧飯團充饑，即便是生活條件好的家庭，一天也只能吃一頓大米飯。
盡管如此，但是日本人的精神卻極度高亢，他們堅信他們會取得戰爭最終的勝利的。由于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同時也有日本已經法西斯化了的媒體的刻意宣傳下，在日本人的腦海里，大日本帝國是極其強大的帝國，大日本皇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思想已經深深刻在了日本國民的腦海中。
因此，他們不能容忍一個小小的支那軍官的挑釁，在日本國民看來，陳鋒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話不單單是一個警告，更像是一個最后通牒。所以，日本人怒了。很快，在有心人的刻意煽動下，東京、大阪、熊本、橫濱、長崎、廣島等地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和軍部要嚴懲那個可惡的支那軍官，決不允許大日本帝國向那個可惡的支那軍官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