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日，岐王李茂貞在門下侍郎韓渥的陪伴下，來到了東都洛陽。李誠中率文武百官郊迎十里，將這位近二十年來赫赫有名的大藩鎮接進了洛陽城。
至乾元殿參拜天子李祚之后，李誠中留李茂貞到皇城內的天策府詳談，座中有天策府長史韓延徽、司馬李振二人。
茶湯奉上，閑談幾句，李茂貞便將話題引到了自己最關心的事情上：“聽聞監國欲革臺憲之制，重塑御史權柄，卻不知究竟要如何行事？”
對于御史臺改制的事情，韓渥在路上也曾經向李茂貞做過一番介紹，但改制尚未施行，在他受命前往鳳翔的時候，甚至就連具體的改制條陳都還沒有出臺，故此其間也語焉不詳。相比于留在關內去擔任榮勛院的院首，李茂貞對執掌御史臺的興趣更大一些，說到底，無論什么職位，實權才是最重要的。雖說韓渥沒有能夠解說詳白，但擔任御史大夫總歸更有誘惑力。
本朝御史大夫掌臺憲，為正三品，與中書、門下副職相當，或與各部尚書同階，但職權和威勢卻要大得多，按照朝廷制度，御史大夫“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可入政事堂“聽議”。御史臺副職為御史中丞，協助御史大夫處理臺務。
御史臺下設三院，即臺院、殿院和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任職。需要注意的是，三院御史不是一個上下等級層次分明的辦公機構，而是近似于后世的“委員會”制度。
比如負責糾察中央官員的侍御史，少則十數人、多則數十人，相互間都是平級的，可獨立開展糾劾工作，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到你。同樣的案子。張御史不想管，那么還有王御史，王御史管的時候覺得困難搞不下去了，還有李御史繼續努力，甚至很多重大的案子，會有多個御史在同時接手，或是聯合調查，或是獨立彈劾。
作為臺憲長官的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來說，他們可以聯合組織大型調查，也可以在調查中對各個御史施加影響。但卻沒有權力命令某某御史應該怎么干。不應該怎么干。當案子接手的時候，就算是從八品的小小巡察御史，在權責上與高高在上的御史大夫也是對等的。臺憲長官們當然可以用別的手段干擾案件的調查進展，比如罰俸、參劾、調職等等。但如果遇到一個強項的小御史，臺憲長官們在干擾案件的同時，也要做好被反噬的風險，而且風險很大。
這種近似于獨立調查官的制度，直到千年之后才在某些國家出現，并且成為司法獨立的重要標志。后人所說的官僚制度到了唐代已經幾乎臻于完美，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樣的制度，哪怕放到后世。也很少有國家能夠做到。
可惜天寶之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御史臺近乎廢弛，御史官銜往往只能作為對官員的加銜來使用，與散階榮銜沒有什么區別了。
因此。李誠中在詳細了解了大唐的御史臺制度后，當即感覺很贊，準備沿用這一體制，也就是李誠中提出的重塑御史臺。
李誠中準備留給李茂貞的官職就是御史大夫，總掌監察事務，負責糾劾百官。但考慮到李茂貞的學識水平，特意從幽州調了兩個原燕王長史府主管法令的官員來輔佐他，出任御史中丞。
御史臺需要依法辦事，可是大唐只有一部《永徽疏律》，如果依照后世的標準來看的話，《永徽疏律》包容萬象，卻失于細則，也就是說，有原則沒標準，有依據沒措施。同樣的案子，可以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詮釋，而且都說得通，這樣的法典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人為因素在判案上占據了很重要的比例。
針對這種情況，早在營州時代，李誠中就組織人手將永徽律進行拆分，擬定各方面的專用法律，充實和擴律的內容，盡量縮小認為因素判案的空間。如今的幽州，以“法令”、“條令”、“準則”為后綴的法律已經多達數十部，只要將這些東西搬到洛陽來，修改一下名稱，大唐的法律體系就算基本上搭建起了框架――除了缺少憲法，這一點，李誠中已經讓吳中佐自幽州起身趕赴洛陽。
除了重塑御史臺外，李誠中加在李茂貞肩上的擔子不小，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改制御史臺。御史臺分臺院、殿院和察院，臺院掌糾察中央百官，殿院掌糾察官員禮儀，察院則負責巡察地方官員。這樣的機構劃分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分權，防止御史臺形成一言堂。但李誠中覺得，有了各個御史并立查案的“委員會”制度，再這么分權就很沒有必要了。所以他打算三院合一，令御史臺以一個完整而統一的面貌出現。
在御史臺下，按照各道分別劃分有司，另外追設一個中樞司，專門負責監察中央官員的任務。各司向所負責的片區派出御史，將職權和范圍相對明確下來。
過去的御史臺，也向地方派駐御史，一道設一觀察，數州設一巡察。但這種方法有幾分高高在上的意味，不是很接地氣。巡察御史在某一州縣待個半年，然后就立刻換地方，到下一個州縣再待半年，對于地方官員的威懾效果確實有，但實際糾察力度卻不大。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觀察使又權力過大，很容易造成干擾地方政務的現象，天寶以后，很多觀察使實際上成為了一道的最高政務長官，甚至演化成為節度使，反而將自己的本職給丟掉了。
李誠中的改制主要就是針對這一點而來的，總體而言，就是六個字：常駐、輪換、專一。比如河北道，專設河北觀察使衙門，道以下，各州再設監察使衙門，乃至各縣均設巡察使衙門。這就是常駐的意思，也就是讓御史臺從中央和道一級，直接常設到縣，這樣的舉措，與李誠中在河北的官制是一脈相承的，核心思想就是處置權下移。
為了防止御史臺衙門在一地時間太久而與地方官員勾結，每三年一輪換就成為了必然，從一道觀察使開始，直到縣里的巡察使，無論品級大小，三年必然調換一個地方，這就是輪換制度。
至于專一，言簡意賅，就是專一于監察事務，而不可參與地方政務，說白了，御史就要專心干御史的工作，別想著對地方事務指手畫腳，否則監守自盜起來，監察事務就成了擺設。
在常設御史衙門內，同樣施行獨立辦案的制度。比如河北道觀察使，下設多名“同觀察”，少則三人，多則五人，均可獨立接手案件而不受衙門長官挾制，保證了監察機構不會成為一言堂。
李茂貞最后問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如此緊要的部門，會放心交給自己這么個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對此，李誠中笑著做了解釋，無非三條而已：其一，李茂貞為岐王年久，家財巨富，相較而言，不太容易為了財帛而耽誤職責；其二，李茂貞是大老粗，反而不容易被文官系統這個大染缸所侵蝕；最后，國家制度只要完善，其實誰當御史大夫都一樣。
這樣的回答很直白，讓李茂貞面皮稍紅，不過卻也就此安下心來。李誠中又告訴李茂貞兩條原則：不可以公器而結私利――這是御史臺查案的最主要標準、只可查劾而不可判決――判定案子必須由大理寺來完成。
李茂貞心滿意足的離去后，吳中佐也抵達了洛陽。召吳中佐來洛陽的原因只有一個，建立如幽州一樣的法院體系，當然，李誠中沿用了本朝的制度，就是恢復大理寺。
大理寺的前身是漢時的廷尉，至北齊時始為專署。本朝年間，大理寺專司重大案件的判罪，所謂重大案件，皆有官員參與其中，故此，大理寺又成了專司官員案件判決的機構。但大理寺職權不高，斷案需刑部審核，很多時候還要引入御史臺同斷，即所謂的“三司會審”。
由國家行政部門來斷案，是中國歷史綿延數千年的制度，判決權在于刑部，對于司法獨立來說是一個絕對的桎梏。李誠中所要改革的，也就是擴張大理寺的職權。
九月十五，李誠中以監國名義下詔，升大理寺正卿為正三品官銜，位比御史大夫，與御史臺一樣，不受政事堂節制。同日，詔命吳中佐為大理寺正卿，重組大理寺。
新的大理寺擴充為一個從中央直到地方州縣的系統性衙門，下設各職能司，同時加設巡回司。地方上，設都院、總院、分院三級法院體系，分別審理道、州、縣三級地方的案件判決。大理寺內設的巡回司負責派出巡回法院，在各縣之間巡回，以待不服判決的申訴。
法院體系的建設，李誠中給出了一個時間表，要求吳中佐在三年內完成整個框架的搭建，三年以后，原屬刑部的判決權，將全部轉交給大理寺，屆時，整個大唐將只有一個判決機構，以達成判決標準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