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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燕雀安知鴻鵠志 雍季之言百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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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翟,荀貞營內。

  程嘉對荀貞說道:“陶徐州素有貪取徐州五郡之意,這倒也罷了,若非君侯之力,彭城而今怕已早起戰火,那彭城相薛禮卻竟不遣一使前來,面謝君侯,實是不識好歹。”

  雖然因為迫於形勢,薛禮與荀貞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關系,以共抗陶謙,可薛禮這人對荀貞一向來都是不冷不熱,比如這次討董,荀貞好心好意地邀他共起兵,他卻絲毫不帶委婉的,直接就拒絕掉了,故此而言之,荀貞對此早就“習慣”了。

  老實說,荀貞這次援助彭城,本來也就沒指望薛禮會“感恩戴德”,所以薛禮遣不遣人來謝,對荀貞來說,都無關緊要,對此他并不介意。

  荀貞笑道:“薛彭城謝不謝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彭城我不得不助啊!”

  程嘉看不得薛禮這副自恃彭城國富而“傲慢自大”的樣子,心中很是生氣,可既然荀貞說了他并不介意,程嘉便是再對此不滿,也沒什么可多說的了,最終悻悻然地說了一句:“君侯寬宏,固是不與他計較,可在我看來,來日卻必有他后悔之時!”

  “來日卻必有他后悔之時”,程嘉這句話到底何意?

  程嘉沒有進一步地做解釋,荀貞也沒有問,只是一笑置之。

  前邊討董未定,后頭徐州起火,好在荀貞處置得當,及時滅掉了這把后院將起之火,可以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洛陽和董卓的身上了。

  潛伏在洛陽周邊的斥候把董軍的近況源源不斷地送回,荀貞、孫堅每天都必會聚一聚,根據最新的情報分析一下敵情的變化。兩天、三天,短期看來,董軍似無什么變化,可如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里,卻能夠明顯地看出董軍的士氣確如荀貞所料,正在一天一天地變得低落。

  士氣低落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在軍紀方面。

  董軍的軍紀本就不好,隨著在洛陽一帶駐扎日久,軍紀越發不堪,兵卒私自出營擄掠幾乎已成常態,一邊是擄掠增多,一邊是日常的操練松懈,甚至包括營區內外的警戒,也漸變得松弛十分,漏洞百出。

  如是外無諸關卡為阻,荀貞、孫堅就不但完全可以於此時此刻遣出一支精銳,偷襲其營,而且成功的可能性還會不小。

  只是可惜,董營外有虎牢、轘轅、伊闕諸關為屏障,卻是難以過關偷襲的。

  這日,從荊州傳來消息。

  卻是劉表被朝中拜為荊州刺史后,他單人匹馬,入了荊州,——而今董卓起亂,到荊州的路上遍地盜賊,幾是道路不通,劉表沒帶什么隨從、甲士,只身長途遠行,卻竟然能夠平平安安地抵達,既使人敬佩於他的勇氣,也令人驚嘆於他的運氣。

  到了荊州后,劉表在宜城這個地方請來了周邊的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和他們商議時事。蔡家不必說了,乃是荊州冠族,蒯家亦是名門,在荊州之地是數得上的右姓士族,蒯良、蒯越二人與蔡瑁一樣,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

  此時荊州的形勢很不好,對劉表非常不利。

  荊州最富庶、人口最多、戰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陽郡,而現在袁術盤踞在此,盡有其眾,留給劉表的就只剩下了其余那些不太富庶、人煙也較為稀少、戰略地位亦相對不高、離中原稍遠的郡縣,——亦正是因南陽在袁術手中,所以劉表才跑來了宜城。

  而在這些剩下的郡縣里,大約因天高皇帝遠之故,其境中素來是宗黨勢力強大,於今天下亂事已起,更是宗黨猖狂,盤踞各地,只擁眾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數十股之多。

  最膏腴、最重要之地為外人所占,余下之地又是宗黨之地,而入荊州之日,劉表身邊又無一兵一卒,僅他一身而已,在這個亂世初始之時,擺在他面前的局勢不是一般的惡劣。

  荀貞與蔡瑁認識,自相識以來,他兩人時有書信來往,尤其是荀貞到了潁川后,在這么一個時局不穩,形勢越來越動蕩的背/景下,為互通消息,彼此書信來往的更加頻繁,荊州的許多消息荀貞都是從蔡瑁那里得知的,在和劉表議過荊州時局后,蔡瑁給荀貞寫了一封信,信中較為詳細地記述了這次會議。

  劉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諸人一樣,也是出自高門,因而他此前雖未曾在荊州為官,卻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識,會議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憂慮,他說道:“如今袁術在南陽蠢蠢欲動,江南宗黨勢力十分強大,又各自擁兵,假如袁術借助他們的力量乘機來攻,必然會大禍監頭。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來,你們有什么高見?”

  當時第一個發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說道:“民眾不歸附,是寬仁不夠;歸附而不能治理,是恩義不足。只要施行仁義之道,百姓就會歸附,像水向下流一樣,為什么擔心征集不到?”

  蒯越第二個發言,他說道:“袁術驕傲而缺乏謀略。宗黨首領多貪殘兇暴,部下離心離德,若讓人顯示好處,這些首領必然會率眾前來,您把橫行無道者處死,招扶收編他們的部下,州內百姓都想安居樂業,聽說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會扶老攜幼,前來投奔。聚集兵眾后,據守江陵和襄陽這南、北兩處,荊州境內的八郡,發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時袁術來攻,也無計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說在聽完蒯良的意見后,劉表稱此是“雍季之論”,而在聽完蒯越的意見后,劉表則稱此是“臼犯之謀”。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時晉文公手下的謀臣。晉、楚城濮之戰前夕,晉文公曾向二人問計。臼犯主張用詐謀。雍季說,詐謀雖能得逞於一時,但不是取勝的長久之術。后來,晉文公用詐術取勝,但在行賞時,卻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晉文公解釋說:“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說:劉表采納了二蒯的意見,在會議結束后,就派蒯越去引誘各宗黨首領。

  因為在寫此信時,蒯越剛出發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沒在信中提及。

  荀貞把蔡瑁的信遞給孫堅,待他看過,慨嘆說道:“劉景升,英雄也,雖是只身入荊州,而荊州已入其手矣!”

  只從劉表把蒯良的意見比作雍季之論,把蒯越的意見比作臼犯之謀,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從中看出他這是決定要用詐謀定荊州,而又用仁義治荊州的戰略和政略。I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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