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田制三》里說到了這個“積累難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時候，只有貢、助、徹，也就是按田畝收實物稅，到了魏晉，變為租和調，租是按田畝收糧食，調是按戶收布帛，而到了唐時，又多出來庸，按人頭收布帛或絲麻，賦稅的租庸調體系成型。
唐時兩稅法改革，將庸和調并入到租里（這是早一輪“攤丁入畝”），而宋時不理會庸和調已經并入租里的歷史，又開始收丁身錢米。
到了明時，一條鞭法將淫役攤銀，并于田稅，這也是第二輪攤丁入畝。但實際地方上有很多力差雜役沒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輪。
而后萬歷加新餉、練餉，并入舊之兩稅，也讓后人忘了這兩餉，只當正稅就是增加后的數字。，
從這里就看出一個規律，朝廷收稅，先只按田收，后來擴展到戶，再到人。然后進行賦稅改革，三項稅收匯總到田畝上，由田畝攤分，當然總數是絕不會少的。這一輪穩定后，又開始將稅收擴展到人戶身上。之后再進行賦稅改革，重復將稅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當然，轉了這一圈，總數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轉一圈，民人的負擔就重上一層。２
“梨帥先生大才，這積累難返之癥是看出來了，但他對此癥的診治之策，卻是膚淺。”
在原本的歷史里，薛雪是與葉天士齊名的神醫，他跟徐靈胎一樣，都是因親人得病而半路成醫的。在李肆攪亂歷史之后，這個極聰明極有才氣的年輕人，也跟徐靈胎一樣，在英慈院被“蠱惑。”投到段宏時門下學天主道。
雖然時日尚短，但掌握了段宏時以真剖史的方法，學通了被段宏時豐滿過的《天演資本論》，薛雪的政論之學已經小成，可說是小得段宏時李肆的衣缽。他的專長領域接近于李肆前世之“政治經濟學。”在白城書院任這太平樓的樓主，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眼光來剖析歷史，所講內容被學生們視為“帝王之術。”每次開課，整個書院大半學生都會跑來聽。
“秦何以一統六國”、“華夏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西域于華夏之要義”、“前明帝王成敗”、“錢法三千年”、“承相內閣之衍”、“帥縣兵政變遷。”一聽這些題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聽到的治政密學，再隱秘不過的帝王之術，薛雪卻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城書院開講。雖然內容還不怎么深入，觀點也不成體系，但以實為基，以明得失為目的，聽得學生們大呼迂癮，一個勁地慶幸自己沒有學其他人跑掉。這般內容，換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歷代朝廷，都不會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段宏時的提點，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英朝也正處于抉擇路口，年前薛雪就將研究重點轉到了更為實際的賦稅制度上，他今日所論，也有不少是從段宏時那搬運過來的，而段宏時的東西，自然也有不少是李肆的貢獻。
今日借黃宗羲之論說到賦稅，學生們早有心理準備，卻不想等來的是薛雪竟說黃宗羲對這積累難返之癥開出的藥方膚淺？
“狂妄！”
史貽直惱怒不已，下意識地就想起身駁斥，卻被湯右曾拉住了。
“聽他說下去嘛”，…”
湯右曾話里也壓著火氣，黃宗羲是誰？承明續清的文山泰斗！雖然不仕本朝，以前明遺民自居，但“黃門弟子多時貴。”更是滿清漢臣所敬仰的學問大家。明亡之后，黃宗羲對清廷還算恭順，甚至還在修《明史》等事上諸多配合，清廷也未刻意貶損他。聽到薛雪如此不恭，兩人都很是著惱。
“梨帥先生認為此積累難返之癥的根結在二，一是君王朝廷無憐恤之心，欲壑難填，二是以錢以銀為稅，所稅非所出。梨帥先生認為，解此癥結，一是以所產為所稅，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論皆書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薛雪一點也沒在意學生們的驚詫，繼續侃侃而談。
“錢銀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們已經談過，錢銀興，人世旺，此乃天道顯于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前明太祖和梨州先生的想法一般無二，雖然難做到田稅盡依本色，可在謠役力差一事，絕不愿銀錢沾染，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條鞭法，否則再難維持政治。”
“至于方田之法，更是書生懷古，老調重彈。早前我們也講過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縣。根底已不一樣。而賦稅一事，更非單只朝廷與百姓之事，之間還隔著撲縣官府乃至田地屬權兩層。方田之法只論施政對象，不論施政者和經手者為何人，那就如書生一般，將自己代作朝廷和州縣官府，只當是渾然一體，將天下與百姓比作白紙，肆意勾畫，這不就是那般只知讀圣賢書的迂腐之見么？”
薛雪顯然是對這問題研究得很深，噴起來心氣十足，不僅學生們都愣愣地聽著，湯右曾和史貽直也按下了火氣，要聽他到底能丟出什么干貨。
“梨州先生對這積重難返之策，并沒有完全看透！”
薛雪繼續發著驚人之語。
“此癥不止是在田稅和力役上來回周旋，更是在朝廷與地方的正稅和雜派之間來回周旋。”
“國要君王彰貴，養官備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縣也要興教化，斷是非，治安緝盜，修渠筑堤。但歷來朝廷都不會任由地方在財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縣的正稅，只夠供養官吏、學官生員等等。其他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歷代州縣官府，在正稅之外都有雜派，這無關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３
薛雪接著說到，自秦漢始，謠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稅”的戰場。漢時成丁要服正卒、戍邊和更卒三類。正卒和戍邊都是當兵，期限不過兩年而更卒則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個月淫役，負責土木工程、驛傳、漕運等等體力活，之后這更卒變為出錢代更的“更賦。”這錢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辦的是大事可地方州縣要修城廓，要造橋要修水渠河堤，要組織民壯防火防盜，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決。一些臨時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籌措，一些長期工程比如養更夫民壯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著正稅來收雜派解決，雜派的根底就在這里。地方官貪腐，只是將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雜派上而非是貪腐造就了雜派。
歷代賦稅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賦稅體系難以維持，核心原因是，歷代開國，規劃財稅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狀態為基礎，畢竟朝廷以外儒內法為治政思想，目標就是追求一個僵化而靜態的天下。
但歷史從不是靜止的，天下也一直在變化，僵化的財稅體系跟不上發展的形勢。歷代賦稅改革的思路都很簡單，將計稅基礎重新退回到相對還算僵化不變的田地上面。把田稅丁稅乃至地方雜派攤入田稅后地方靠著雜派組織起來，用于解決地方本地公共事務的稅費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４
“外儒內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這財稅上的爭奪，絕難停止，這才有積重難返之癥。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癥背后的治政根底，但在談如何解癥時卻還是述及三代之治，這說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識到這不止是君王和官員欲壑難填的問題。”
薛雪的總結很清晰，華夏財稅難題，根本癥結就在外儒內法上，而具體的緣由，則是朝廷在感覺財政艱難之后，總是找地方下手，將地方以銀錢組織起來的力役資源歸并到正稅里，所謂正稅，自然就是朝廷的錢。地方被進一步削弱后，不是州縣治理調乏，就是為維持地方政務能正常運轉，繼續向底層民眾施壓。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歡強調后者，很少注意到前者。
“修路造橋，治安捕盜，這不過是細枝末節，只要盡心教化，人心安穩，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綱，這薛雪，果然只從段老頭那學來吏員之術，舍本逐末！”
聽到這里，史貽直嗤笑不已，治世不問人心，就在這些事情上計較，果然是被銀錢熏壞了腦袋，這英朝之官，若都是這般見識，他覺得自己脫困之日已經不遠。
“且聽聽他有何高論“…”
湯右曾雖然也沒多少治理地方的經驗，但身處朝堂，這“末“反而是他更關心的問題，跟讀什么圣賢書比起來，這才是治國需要真正考慮的問題，他可不像史貽直這種還沒脫掉翰林氣的年輕人那般，覺得“教化”才是治國之本。
正好有學生問了，這積重難返之癥，到底該如何破解？
還有學生問得直接，眼下這英華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異于前朝之舉？
薛雪呵呵一笑，轉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圈。
“歷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爭一塊餅，而且是親手來分，因為歷代都是以一為根立國，。……”
接著他又畫了兩個圈，跟之前那個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個，左右兩個，相互套起來的三個圈。
“我英朝新國，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農人，大家一起來分。有人做評斷，來定這餅多大多小，有人來商量該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來監督分的過程，總之要讓民不覺苦，撲縣不窮，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薛雪只扯了一個開頭，后面就說得含糊，吊足了學生們的胃口，湯史二人也很不滿意，史貽直覺得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就隨口忽悠，又準備出聲嘲諷，卻聽薛雪再道：“具體要如何行事，或許不久后，諸位就會從天王令上看到。”
“這是李天王要傷腦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李天王早就把我抓進天王府拜為中書令了。”
），：至少滿清是“忘”了，清初就是以萬歷朝額定錢糧為征稅基礎，但黃宗羲沒敢說透。概）不以這個“黃宗羲定律”來看，滿清的“攤丁入畝。”不過是又一輪賦稅循環而已，只是這時候貨幣更加充足，進入社會生活的層次也更深而已。咕３考察明清兩代撲縣的地方財政，其中細目基本都是養人，各衙門，學官，“經制”更夫民壯等等，地方工程，包括修路造橋，都是臨時向民間籌措，甚至是民間自己辦。但明和清有個區別，清時雖然給地方的存留很少，但地方事務里最重要的一項，地方治安和鎮冇壓匪患等事，卻是由朝廷所養的綠營來負責，而明朝在這方面做得很不足，分戎制度比清朝粗略太多，地方也沒享受到這方面的好處。兒４一條鞭法之后，明朝地方州縣公共治務漸漸敗壞，那就是地方財政越見艱難的緣故，當然，前明朝廷也沒見多大好處，因為正稅定額太低，即便一條鞭猛抽，也還是滿足不了當時國政的需要，畢竟明朝所處的周邊環境和世界格局，已經遠非漢唐局勢。由此推及，雍正時搞的“火耗歸公。”大家也該能看得出來，這個政策的本質正是中冇央將地方的雜派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