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評區和貼吧,看到同學們對小鄧用人上討論的很熱烈,有同學認為,小鄧不重用姬宗周和潘賢二,未免稍嫌氣度不能容人。
我個人來說,是這樣認為的:
元末的知識分子,有很多一部分都是自視為元人,蒙元的臣子,把蒙元看做了正統。舉兩個例子,一個劉基,這個應該是元末最有名的一個知識分子了,但是在他投朱元璋之前,卻是積極地為蒙元出謀獻策,不遺余力地輔助蒙元的地方將領,大力地鎮壓方國珍等人。劉基的簡歷如下:
1333年,劉基年僅二十三歲就考中了進士,老師鄭復初曾對他父親說:“此子必高公之門矣!”秘書監揭曼碩對人說:“此魏征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
1336年,為江西高安縣丞,為官清廉正直,以打擊權貴而名重一時。卻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二十九歲時,劉基復審一起人命冤獄,盡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檢察官,調為職官掾史。第二年,又因與幕府官僚發生意見分歧而被迫辭職,不久補升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又幾次三番上書彈劾御史失職數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撓,劉基激憤之下再次辭職。
1348年十一月,方國珍首先在浙江臺州起兵,腐敗無能的元朝統治者,為了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被迫起用劉基為江浙行省元帥府都事。劉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為元朝效力,他建議筑慶元等城,以壓逼起義軍;并且極力反對招撫,倡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后!”方國珍因此而大懼,厚賂劉基,“卻之”。劉基不肯收取他的賄賂。方國珍收買他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以重金賄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詔招撫。元廷因此給劉基扣上了“失天子憫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職務,將他看押在紹興府。劉基氣憤之極,好幾次想自殺,幸虧門人密理沙等拼命攔阻,才得以不死。
方國珍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它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響應,江浙行省在無奈之中,恢復劉基的官職,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劉基自募“義兵”,采取剿撫兼施的辦法,對拒命不服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鎮壓。后又與行省樞密院判石抹宜孫互為犄角,相互聲援,共同出擊方國珍,因鎮壓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為樞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報朝廷時,朝中當權者排擠漢人,借口劉基原只擔任過儒學副提舉,按資只能遷總管府判,實際上反而降了級,且又失去了兵權。
三起三落,到處碰壁,劉基對元朝已心灰意冷,絕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實在是因為無路可走了。就逃歸青田,時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
他曾說:“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
又在他的詩中《次韻和孟伯真感興里寫道:“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如蟻,無奈官軍暴似狼。”又如在《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中寫道:“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圣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
可見他是一心向蒙元效力,只是不得其用。
即便他還鄉之后,他還是不改對蒙元的忠誠,一方面集鄉練自保,防備方國珍的進犯;另一方面,發憤寫作,著《郁離子十卷十八篇以見志。“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
直到至正二十年,也即1360年的三月,他才應朱元璋之召,去了金陵,從此才能夠得以發揮出他的聰明才干。而據說,他之所應召,開始也還是不愿意的。朱元璋派去請劉基出山的,是他手下的一個能臣,叫做孫炎的。劉基初不愿出,孫炎給他送去了一柄劍,意思就是說如果劉基執意不肯出山,那就讓他看著辦吧。是自殺?還是等朱元璋去砍他的頭?隨其選擇。劉基這才不得不出山。
元末,像劉基這樣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如果說劉基是謀士一流的代表人物,那么另外一個,叫楊維禎的,則便是元末文人的代表人物。很有名氣的一個文士。號為鐵崖,是為元末詩壇的領袖。也是浙江人。他做過一些小官,為官時期,也是很清廉的,想為百姓做點事。但是,后來張士誠造反,召過他很多次,可他從沒應過召。即使在張士誠投降了蒙元之后,也是如此。他依舊還是不肯應召。也許在這其中,他有明哲保身的意思,但是對義軍的反感卻也是不言而喻。蒙元正統論,曾有爭執,有以蒙元為正統的。楊維禎給蒙元上過書,雖然認為也當以宋為正統,但是他卻也是承認了蒙元一樣也是正統的。
劉基為朱元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時候,為何卻只給了他誠意伯的爵位?不給他公倒也罷了,為何連個侯也不肯給他?有猜忌功臣的意思,但是我以為,更多的卻應該就是因為他從前的經歷。朱元璋又為何對知識分子很不尊敬?采用了一些酷刑烈政?我以為,除了他鞏固權力,以及他的出身關系之外,也應該與元末有很多的知識分子皆忠誠蒙元有關系。就像是張士誠的名字,有個軼事,就是說朱元璋重用文臣,說知道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有一個他的舊人不滿意,就說,士誠這個名字,便是文人起了來辱罵張士誠的。“士,誠小人也。”這則軼事或許確有其事,或許當時人的附會,但是為何會有這種說法?還是因為當時的文人多忠誠蒙元,難以得到義軍的信任。自然,這也是有當時的歷史局限性,不能說這些文人就是不對的。在當時,國家、民族的觀念畢竟還沒有形成。又并且,紅巾起事,殺的地主豪門確實為數不少,也可算是知識分子的階級敵人。不止元末,沒有哪個朝代不是把義軍稱為“賊”、“流寇”的,究其根本,即使義軍起事,地主豪紳之流,首當其沖。他們是現有制度的得利者,當然敵視義軍了。
因此,不管從民族也好,“驅除韃虜”;從階級也好,多數的不得利者造少數得利者的反,對朱元璋等這些義軍來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們大多數來說,就是不能信任的。入明之后,還有很多的知識分子不肯出山,寧愿隱居,以蒙元之遺民自居。
綜合言之,元末群雄并起,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真正的英雄是誰?是文人儒士么?是像“呼風喚雨劉伯溫”這樣的謀臣們?非也。真正的英雄也不是朱元璋,也不是陳友諒,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誠哉斯言!如果沒有人民起義的滔天之勢,也就不會出現朱元璋、陳友諒這些的人物;如果沒有人民堅決反抗蒙元統治的不可阻擋的大勢,也就不會改變劉基這種人的立場。
也所以,回到我們的話題上,有同學認為小鄧似有不能容忍之嫌,在這一種大的氣候下,小鄧對姬宗周有所猜疑,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且,姬宗周此人,有些本事,但并非驚才絕艷,也不是像洪繼勛、姚好古一樣,難以一見,找不來可以用來替代的人。又且,小鄧雖對他有猜疑,但是卻不是就舍棄不用了,仍然給他以益都宰執的高位,僅次小毛平章、趙過之下,而且出入皆隨行在側,很多有關軍機重事的議會,也還叫他來參加。這在外人看來,應該已經算是很為恩寵了吧?觀書諸公,之所以覺得小鄧不能容人,我以為,其實是因為小鄧的心理活動,諸公都看到了,所以有此認為。但是外人,他們所能看到的,卻只是表相。即便姬宗周明知小鄧對他有猜疑,但他能出去四處亂說么?他也只有悶在胸中,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罷了。以外人看來,他還是一個當之無愧、炙手可熱的海東貴人、權臣。
而再又,潘賢二。
潘賢二賣主求榮,還不是像姬宗周,單純地一開城門罷了。姬宗周開不開城門,王士誠都是必敗無疑。而潘賢二,卻是出了個牛車陣的詭計,導致潘誠本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的,卻一戰而即覆滅,且留下被人嘲笑的名聲。若論其狠辣,較之姬宗周,強出太多。潘誠有勢力的時候,他唯唯諾諾,受到責罵也不敢出一聲,委曲求存;但潘誠一旦勢衰,他即陡出詭計,導致且促使了潘誠的覆滅。這樣的人,就像是一條毒蛇,窺伺在暗處,不得勢的時候,忍氣吞聲,一旦得勢,即竄起咬人。試問,小鄧怎能不為此而感到毛骨悚然?
但是,小鄧雖然猜忌他,卻也還不肯殺了他。并且還對洪繼勛說:這個人有才,不用可惜。并也給了他益都樞密院僉院的職務,這個職務說高不高,說低不低,能參與軍機。并且海東舊人很多,不用別的,卻用潘賢二來擔任這個位置,放眼海東四省,單就樞密院系統來說,這也算是有數的十幾二十個人之一了。潘賢二在潘誠手下算什么?謀士、幕僚而已。入了海東,即登堂入室,成為軍事方面最高級別的十幾二十個人之一。這個位置雖說遠不如李和尚、佟生養等,但是潘賢二能和李和尚、佟生養等相比么?他才投了鄧舍不到一年,如果就驟然將之他拔擢的比李和尚、佟生養等的位置還高,似也說不過去吧?因此,如果較其資歷、功勞,小鄧對他似也不能說是賞薄。小鄧要考慮的,不止是用一個潘賢二,更重要的不能引起舊人的不滿。當亂世,重用將。謀臣當然重要,但是畢竟軍隊才是最重要的力量。
是他的計策導致了潘誠之覆滅不假,但是鞠勝等有里應外合、等同獻上益都的功勞,卻也只不過也是益都樞密院的僉院。他出了有奇計也不假,但到底沒有用上。至多,就是讓小鄧對他有了一個更深刻的認識。小鄧不也因此而對洪繼勛說:不用潘賢二可惜么?
先打壓他一下,然后適當的給點好處,讓他知道天威難測,不敢像對待潘誠那樣對待小鄧,再慢慢的加以重用。這似乎也能說的過去?
以上,個人的一點淺見。歡迎同學們提出意見和批評。
羅國器、方從哲等隨船回到益都,在萊州上岸。
海上見有許多的戰船,或來或往。不論來往,其上皆遍布士卒,軍旗林立。遠觀其打扮,似也并非全為水卒,多數竟為步卒。還有為數不少的船只,遙遙聞聽到從其中傳來戰馬的嘶鳴聲,大約也還有騎兵在內。
時雨未停,海天蒼茫,道路泥濘。
上的岸來,又見碼頭上更到處軍卒。萊蕪擔負著與海東交通的重任,其地向來都是非常繁忙。尤其現如今,又正值海東大力支援益都的時候,又是運送糧種、又是運送耕牛,常常貨積如山。而現如今,卻連一點民用的貨物都見不到了。軍卒之外,便全是各式各樣的軍用物資。
這些軍用物資,有些被蓋住了,類如火銃、火炮這類怕水的東西,以及大約還有地雷等之類還算較為保密的、也較為新式的火器。而另外一些,又比如像是輜重車、戈矛之類的物事則卻是不怕水,也沒有必要掩蓋的。便那么直接地淋在雨中。雨水無邊無際地落下,將之沖刷得甚是干凈。
軍旗鮮明、士卒整齊。顏色各異的軍旗,分別指引著不同營頭的軍卒,有的在上船,有的在下船。
羅國器發現,上船的士卒與下船的士卒,看其裝扮,彼此間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上船的士卒,大多穿的五花八門,有披掛鎧甲的,有穿著皮甲的,也有就一身棉衣的,甚至還有穿百姓服色的。
而下船的士卒,其所之穿著卻很統一。軍官皆為明盔亮甲,而士卒則都是棉衣皮甲。而且不論軍官、士卒,都佩戴的有標識。
軍官的標識分在兩個地方,一個是在肩甲上,點的有顏色,或紅、或黑、或白;一個是在胸前的護甲上,佩戴了一個類似名牌的東西。上邊都是格式如一的書寫了三行字,抬頭一行,即該軍官所屬營頭的名號;次一行,乃該軍官的官職;再次一行,則是為該軍官的名字。
士卒的標識也與軍官的一樣,也是兩處,分在肩上、胸前。只不過,在肩上點的不是顏色,而是戴了個肩章。所一致者,同樣地分為了紅、黑、白三色。此外,他們胸前的名牌,也不是佩戴的,而是牢牢地縫在了皮甲的上邊。至于內容,則大致上卻是與軍官一樣,差別不大。只是少了一行,沒有官職的稱謂。另外又多了兩行,一行寫的是該士卒的籍貫、家居何省何府,以及另一行則記載了該士卒的入伍從軍是從何年開始。
羅國器對這兩類的軍服穿著都很熟悉。前者是士誠舊部的打扮;后者卻分明就是海東精銳的穿戴。紅、黑、白者,紅為漢卒,黑為麗卒,白為女真。不過,細說起來,卻也并非所有佩戴紅色肩章的士卒都是漢人。
因為鄧舍在軍法中有一條明文的規定:高麗、女真軍中,凡立下有大功勞的,無論將校、士卒,其若愿入漢營者,聽之。
不但有軍服上的不同,士誠的舊部與海東的精銳分別各打的旗幟也大有不同。士誠舊部各營頭所打起的旗幟,也和他們的著裝有著很大的相似,一樣五花八門。有的直書以山東府縣名,應該是以本來所駐扎的地方為名;有的則豪邁外放,頗具征戰殺伐氣,大概是王士誠賜給的美名。
聊且舉兩個例子。
便在羅國器等人的左近,就正有兩支士誠的舊部在排隊上船。稍微遠一點的那個營頭,打的旗幟是:“大宋益都高密千戶所。”稍微近一點的這個營頭,打的旗幟卻則為:“大宋益都威武虎豹上萬戶所。”
而下船的海東精卒,其所打起的旗幟卻也如他們的肩章、名牌一樣,放目看去,高高低低、大小不同的數十上百面旗幟,格式完全如一。
也舉兩個例子。羅國器右手邊兒,有一支海東的軍隊剛剛下船完畢,正在集結整訓。人數不多,百十人,大約應該是為一個百人隊的編制。前頭豎立著一桿軍旗,上寫道:“海東度遼都指揮使司甲營丙隊。”
營者,千戶所是也;隊者,百人隊是也。再往下,十人隊也有旗,不過就沒必要寫這么詳細,只是簡單地寫道:“度遼甲營丙隊某什。”
“某什”,其中的這個“某”字,也是以甲乙丙丁等等的天干為號。鄧舍早先規定軍制,為便于區別,天干的名號只許給海東五衙使用。因為海東五衙是精銳,野戰軍性質的部隊,取天干為號,一來表示他們的精銳地位,二來,也是取“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的意思。
而至于地方戍衛軍,也即城防軍,只許用地支來作為番號。一來,表示他們的精銳程度不及野戰軍,二來,也是取“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意思。天干,代表攻擊;地支,代表防御。區別很明顯。
隨便一支軍隊、一個士卒出來,一看他們的旗號、標識,就立刻能明白他們所屬部隊的性質。
相比野戰軍與城防軍,兩者之間還有一個區別,那就是野戰軍所受到的待遇,遠遠要比城防軍高上許多。最精銳的士卒、最好的武器、最快的補給,乃至最高的軍餉、最優良的環境,從來都是只給野戰軍的。并且,野戰軍的軍官升遷也是最快。
海東的野戰軍先前已有五衙,現在又編定了益都兩衙。這七支軍隊都是都指揮使司、也即萬戶府的編制,共計有近六萬人。除了益都兩衙,一個才改編完不久,一個才剛剛把人員選定,還沒開始正式的操練之外,如今的這幾萬人就算是海東到目前為止,最能攻善戰的主力軍隊了。
海東軍隊立下有卓著戰功的,鄧舍也往往會賜給美名。但是,不像是士誠的舊部,即使有美名,海東軍隊的主要旗幟,依然還是分別以天干、地支為名的番號旗。有美名的,可打兩支旗幟。一個番號旗,一個名旗。
又另外,對野戰軍的組建和軍中人員的構成,鄧舍一向來都是很謹慎的。原則上,只選用漢卒入野戰軍。
不過,海東既然已經據有高麗舊地、勢力且也漸漸發展至了女真人聚集區,太過的歧視也是不利團結的。同時,高麗人、特別女真人中,驍悍勇敢的士卒也還是很有許多的。女真人生長馬上,生活的環境嚴寒冷酷,剽悍輕死,是其風氣。高麗人雖然稍嫌懦弱,人口基數大,從其中揀選出一些敢戰不懼死的,也不是什么問題。有敢戰之人,不用,未免可惜。
再則,又而且說了,如果能在五衙中用一些女真人與高麗人,對他們的族人來說、對他們族人中有志馬上取功名者來說,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盼頭。而對海東來說,也是不失為一種拉攏、分化。
也所以因此,在綜合了上邊幾個方面的考慮之后,鄧舍還是分批、分次地抽調了一部分立有戰功、確實勇敢善戰的軍卒補充入了五衙之中。到現在為止,海東五衙中總共有三支純粹由異族組成的部隊。
一個便在度遼都指揮使司中,由女真人組成了一個千戶。另外兩個則是由高麗人組成的,一個在遼西的安東軍中,一個在朝鮮的定遼軍中,也分別皆為千戶。
前有五胡亂華,近有蒙元入主中原,海東上下,不止鄧舍,包括洪繼勛、姚好古等人,對異族其實都是非常警惕的。更尤其軍中諸將,殺韃子出來的,對異族深惡痛絕。雖五衙中只有這三個千戶,他們也還嫌多。
洪繼勛就曾經因此而勸諫過鄧舍好幾次。他說道:“軍隊,是國家的重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過去的朝代中,雖然有異族為我中國效勞,并且確實忠心耿耿的。但是,即便有十個忠誠的異族,只要出現一個安祿山,就是國家的憂患。而我海東,又與別的地方不同。異族為多。拿他們來守衛地方,臣已經很不安了。若再把他們調入精銳,讓他們穿上精良的鎧甲,拿起銳利的武器,并儼然與我漢人的將校有平起平坐的地位。一時或許無恙,時間若久了,人數若多了,豈會無憂!”
諫言了很多次,還更又舉出蒙元不用漢人為怯薛的例子,請求鄧舍把五衙中的異族悉數剔除。
蒙元的精銳有兩支部隊,一個探馬赤軍,大多安放在地方,又叫“蒙古軍”。在北方有四大蒙古軍都萬戶府。這個不用多講,從名目上就能看的出來,其之主力全是用蒙古人組成的。也有一些色目人。在其非主力的編制中,倒是也有一部分的漢人,但是數量應該不會太多。
一個即為中央宿衛軍,是蒙元世祖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軍制度組建而成的中央軍隊。又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宿衛親軍,另一個即為遵循舊制的怯薛。
怯薛,可謂是蒙元精銳中的精銳。號之為“大中軍”。有四大怯薛長,在鐵木真時,分由“四杰”統帥。其后,怯薛長的職位也多為四杰的后人所承襲。怯薛的成員,一如西漢的郎官,全是由高官的子弟組成。其成員又被稱為“番士”,上番戍衛的意思,蒙元定制:“番士”只用蒙古人,定數不夠可用色目人,除事情許可范圍內排斥漢人,更無論南人。
在入蒙元之后,怯薛多不出征。
若說這支部隊已經沒有了出戰在外的作用,而只是單純地保有了其警衛殿上、扈從游獵之性質的話,那么宿衛親軍,可就是貨真價實的蒙元之主力軍隊了。“天子之禁兵,宿衛在內,鎮戍在外。”用以居重馭輕,威懾天下。而就在這宿衛親軍之中,依然還是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主的。
如果單純的只是從數量上來說,漢人倒是占了多數,有三分之二。可那是全是因為蒙古人、色目人太少。不用漢人,所以不足以“制華”的緣故。而若要是來細較區分其各所負責戍衛的位置、并及在宿衛親軍中地位的高低,漢人還是不及蒙古人、色目人的。
有些漢人的宿衛親軍,與其說是主力部隊,不如說工役軍,平素的任務大多數只是一些負責些夜晚巡邏、修繕城墻等等。即使如此,這些漢人親軍的前身,也還是多為最早投降蒙元的那些中原漢人萬戶的部屬。
唯其降早,故可信任。
可是鄧舍得高麗才多少日子?盡管因其大力地推動,在高麗推行漢化的活動確實是搞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到底時日尚淺,太好的功效還沒出現。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怎能放心大舉使用麗人、女真人為主力?
奈何遼東地廣人稀,漢人不多。多年的征戰,人口更是稀少。而先后經過與關鐸、潘誠的火拼、與搠思監的激戰、又及與世家寶、納哈出的多次交鋒,并且兩次征伐高麗,從中原來的紅巾老卒也是損失不小,漸有捉襟見肘之困。不用女真人、高麗人來做補充,勢將難支。
若說起來,現如今鄧舍得了益都。似乎海東漢人的比重也因此而略有了提高。但是,與李察罕一戰,戰火差不多遍及到了山東各地。民間受損甚重。再若從中大規模的征兵,不是治國之道。得來的士誠舊部,現可用者,又只有畢千牛的一衙和陳猱頭部所存剩下的數千人而已。
鄧舍為何把改編的士誠新軍調去海東,又先是留下文華國、張歹兒軍中的一部,接著又從海東調來數衙的精銳?還不就是因為益都之軍在鏖戰之后,多數殘破,不足以應對隨后的戰事了么?問題卻是,此一舉,姑且能夠做到應付一時;然而,在可以預料的將來,益都與察罕的交戰卻定然會延續很長一段的時間,益都的北邊、西邊、南邊都處在察罕的封鎖之下,軍民久戰,部隊若是再損失慘重,又該從何出抽調補充呢?
用麗人、用女真人,不得已。
也故此,洪繼勛的諫言不是沒有道理,可惜卻因時勢的關系,鄧舍無法采用。而更且便在前陣子,遼西的慶千興,還又給鄧舍提出了一個意見。
慶千興的意見,與洪繼勛全然相反。
他是在知道了鄧舍抽調海東精銳去益都后,給鄧舍上的書。他在條陳上這樣說道:遼東漢人少,朝鮮與南韓麗人多。若只用漢卒為主力在前線殺敵,則不但兵源的補充會出現問題,且漢人長期征戰,難免傷亡,一有傷亡,漢人的數量就會更加的稀少。漢人少而麗人多,不利穩定地方。
他委婉地說道:“主公此舉,雖是為體恤麗人,兼且新得之地,或許也有不愿意用過分繁重的兵役來煩擾他們的意思在內。但是,全用漢卒掠地,而只用麗人守城。對國家長久的安定來說,卻實在是非常不利的。”
前高麗的舊軍,雖經過多次的裁撤、整編,至今為止,計其數目,還剩有七八萬眾。其中,八成守衛地方,根據“本地人不戍本地城”與“南人北戍,北人南戍”的原則,散布在遼東、朝鮮、南韓各地。余下兩成,皆專門選擇出來的尤為善戰者,多為老卒,分屬與陳虎、慶千興統帶,本都駐扎在遼陽,現下有一部分隨慶千興去了遼西。
根據這個情況,慶千興又說道:“麗卒守城者且不論,計其在遼陽、遼西一帶的,也有近兩萬之眾。遼陽鄰近納哈出,遼西敵對世家寶。這兩個地方常有戰事。以臣之親眼所見,駐扎在兩地的麗人士卒,凡遇到戰事,冒矢石、犯鋒鏑,出生入死,日夜與敵交鋒而不及稍息者,可以說,絲毫也不比五衙的精銳遜色。臨陣不懼,是為勇;乃心王室,是為忠。
“如此忠勇可嘉之卒,主公為什么非要在待遇上,把他們與五衙的精銳區分開來呢?現今,主公才得益都,剛經血戰。臣聞,因益都軍不足,主公已有令旨,教令五衙過海。臣以為,這只不過是一時之舉,姑且應急,卻絕非為老成謀國之策。海東之精卒,只有五衙。日用則日削。海東之麗人,何止千萬!何不大開征軍之門,仿五衙之例,選其勇武效忠之輩,操練在本地,若有急,亦可調集他們過海,海路暢通、朝發夕至,用武在益都?如此,一則,不懼海東漢人之少;二則,無憂軍隊之補充。
“又且,主公先有遷遼東漢人入高麗的舉措,臣又聞聽,主公現在又有徙麗民去益都的打算,臣也斗膽,猜測主公的心意,無非為‘漢、麗一家’耳!遷徙民移,固為上策。可是麗人千萬,豈可遷盡?漢人再多,豈能盡充朝鮮、南韓地?抽調勇敢的麗人從軍,不但減輕了地方上的壓力,有利穩定,同時用他們征戰在外,不也是一個很好的削弱辦法么?
“臣雖麗人,自從主公,早視己如漢。臣之故里,嘗有人言:‘慶千興,麗奸也。’臣不以為怒,反以為喜。何哉?非臣欲喜罵名,是主公英才絕世,德重名厚,乃有天命。又且,‘漢、麗本為一家’,理固然哉!臣雖愚昧,豈敢違天命?臣雖無知,不敢違真理。以是故也。也因此,臣雖受故里之毀譽,臣實不以為然;且等待后世之稱頌,是臣所以歡喜!
“臣之諫言,皆出肺腑。臨表叩首,請求主公考慮。”
“抽調勇敢的麗人從軍,不但減輕了地方上的壓力,有利穩定,同時用他們征戰在外,不也是一個很好的削弱辦法么?”慶千興書中此言,是在暗示鄧舍,打仗哪兒有不死人的?不要只考慮麗卒的威脅,也要看到用麗人作戰的好處。抽調了地方上勇敢的麗人,送他們上前線去打仗,有陣亡、有負傷,不但能減輕地方守軍的鎮戍壓力,而且也能借機減少麗人的數量。也許一次戰事,麗人陣亡的不會太多。積少成多,數量也還是不少的。比如遼東紅巾,初至遼東時,號有一二十萬,如今呢?有個五六萬就不錯了。又就只益都一戰,海東軍隊的傷亡就不下兩三萬。
抽調麗人入軍,也就等同遷徙麗人去山東。而且省去了遷徙的麻煩,并又能用其來打仗。一舉兩得。
羅國器、方從哲在萊州碼頭,見到戰船來往,問了前來接應他們的官員,知道運去海東的果然是士誠舊部,——新編成的益都安齊衙。因還沒有進行正式的訓練,也還沒有開始正式的編制,所以他們的穿戴與旗幟,依舊還都沒有變動。而從海東來的,也果然便是鄧舍才調來的精銳部隊。
萊蕪知府李蘭,也候在港口相迎。
他任官在這個地方,還真是忙,迎來送往。又剛好逢上大批大批的軍隊,分從各地絡繹不絕地前來。忙得腳打后腦勺。羅國器也知道他忙,且急著去給鄧舍回報出使浙西的具體內情,故此,也沒在萊蕪多做停留。李蘭原為洪繼勛的門客,羅國器見過他幾次,并不太相熟,就在碼頭上,只是和他說了幾句話,謝絕了他的招待,即轉走陸路,趕赴益都。
至于隨行運來的頭批糧食,不必羅國器等人再管,自有分省特派來的負責人專門處理。
路上,從接迎他來的那個官員口中,對益都近日來的情形,羅國器也略微地有了一些了解。他們出使浙西,是在年前,回來已是十五后。在這二十來天里,益都大的變化沒有,小的改變不少。
最大的事情,應該當數軍銜制的頒布。
文華國等遵奉鄧舍的命令,定出了十二級的軍銜。本來按照洪繼勛的意見,是九級。鄧舍做了一些修正,改為十二級。大體地說,可分為四等。最高等為“將”,分三級;次一等為“校”,亦分三級;又次一等為“尉”,也是三級;又又次一級為“士”,同樣還是三級。
又仿照古之封爵制度,分為了“低銜”與“高銜”兩層。
“士”之一級,是為“低銜”。“尉”級以上,是為“高銜”。“低銜”,是專為授給士卒的。“高銜”,則是專為授給軍官的。但是,若有卓異之功績,或士卒有入軍校而結業的,“低銜”也可轉入“高銜”。
“高銜”,又分兩類。校、尉兩級,只要資歷夠,就可升遷。暫定兩年一轉。也就是兩年可升遷一級。而“將”級,又被稱為“重銜”,非有突出的戰功,不可授之。
羅國器沒有參與軍銜制的制定過程,只是對此有所風聞。他聽了那官員的解釋后,才算是稍知其詳,不覺有些迷惑,說道:“聽老兄言語,這‘軍銜制’,豈不就是與前朝歷代并及蒙元的勛官制、散官階一樣么?
“便如‘重銜’,前宋亦有法:武官轉至武功大夫后,如無軍官,到此為止,此是為‘止法’。又如‘校’、‘尉’,亦都是勛官制中的名稱。只不過減少了‘將’的層次而已。這和散官有何區別?”
他話里意思,隱約覺得鄧舍多此一舉。方從哲也是很為不解。
那官員笑道:“前朝的勛官、散官制,徒有其名,未有其實。如宋之勛官,都是一些附加性的官銜。就不說多數并無實封,即便有食實封的,也不過是按其實封的戶數,折合一戶每月給錢二十五文罷了。些許錢數,何足掛齒?誰人會放在眼中!就正如洪大人所以言:無有實惠,難以激勵戰功。今主公所定軍銜制。分別按等,給以實惠。一如秦之軍功封爵。就以‘士’等為例,‘士’分為上、中、下三級,每升一級,即可依照規定,或賜給田畝若干,或免除其賦稅數年。重賞之下,豈無勇夫?
“此是我海東的軍銜制,與勛官制最大不同的地方。并且勛官、散官,都是給軍官的,雖也有勇將起自行伍,罕見少數。而我之軍銜制卻也授給士卒,一視同仁;再又加上軍校制度,兩相補充,也就給了士卒們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若相比田畝實惠,也許這其實才是最為重要的。”
羅國器微微沉吟,對這改變是好是壞,他眼下了解不深,也分辨不出。因又問道:“適才,聽你說‘士’分三級,名為‘上、中、下’。那么,‘校、尉’與‘將’呢?莫非也是以‘上、中、下’為名么?”說到這兒,他笑了一笑。因為自覺得不可能。那官員卻點了點頭,道:“正是。”
“這,……,這也未免太過簡單,有失威武嘉名之意了吧?”
“主公以為,與其選其好名,不如‘務從簡便’。文平章等諸位大人,倒也其實擬定的有不少好名,但是聽說都被主公一筆勾去了。如像是‘龍虎衛上將軍’之類。主公說:‘稱其龍虎衛,便真的就是龍虎衛了么?治軍之道,在簡以明。悉數除去,與士相同,以上、中、下名之即可。以宣我海東不務虛名、專以求實之意。’因此,‘校、尉’與‘將’,也就與‘士’一樣,也是以此三級為名了。”
羅國器與方從哲這才恍然大悟。羅國器說道:“原來如此。”又問諸將分封,“軍銜制可曾都分下去了么?”
那官員答道:“因為時間的關系,現在只封了在益都之戰有功的將士們。海東諸軍,大約隨后也會開始。”
“‘將’為‘重銜’,料必無封。‘校、尉’兩等并及‘士’等,不知共分封了多少人?最高受封者,料來應該非文平章莫屬了?”
“不錯。文平章受封最高。但是,卻也非沒有人受封‘將’銜。主公認為,我海東是東北大國,不可無‘將’。沒有‘將’不足以鼓舞士氣,也不足以顯示我海東的威武。故此,此次有三人受封為‘將’。文平章是其一,最高,為中將軍。陳平章與趙左丞是其二,次之,為下將軍。”
“陳平章?”
“海東諸軍,只有陳平章在這一次中受了封。”
羅國器了然,請他往下說。那官員又接著說道:“‘校、尉’兩等,共有三十四人受封。‘校’等,十二人;‘尉’等,二十二人。‘校’等最高,是為張、李、畢、陳兩位元帥,皆為‘上等校’。”張、李、畢、陳,張歹兒、李和尚、畢千牛、陳猱頭。
“‘校’等次之,又有佟、楊、高諸將。又有郭千戶,還有新投我海東的傅友德,也得了次等校的封賜。佟、楊、李、高諸將,佟生養、楊萬虎、高延世等人。郭千戶,郭從龍。
這官員說過了‘將’與‘校’中的幾個人,又道:“再次等校,并及尉,人數甚眾,待大人到了益都,大可自去觀之。主公已令樞密院把受封為‘將’、‘校’、‘尉’的諸將之名悉數書寫紙上,張榜街中,以示恩寵。
“而‘士’等。至今已受封的,總計有四千來人。上等士最少,八百上下;次等士次之,一千出頭。余者兩千余人,則都是又此等士。不知大人剛才在碼頭注意到沒有?有幾個萊蕪當地駐軍的百戶,被抽調了過去,維持秩序。在他們其中,就有‘士’。”
“你卻是怎么知道的?”
“大人定然不曾留意。‘士’與普通士卒的區別,便在他們的肩章上。上等士,繡有三條銅線,次等士有兩條,又次等士則為一條。‘校、尉’與‘將’的標識也大致與此相仿。不同者,‘校、尉’是銀線;‘將’則是銀星。這樣一來,平時在軍中,受軍銜者可得尊重;倘若在戰場,主官陣亡,又無別的接替候補,凡此之時,軍銜高者即可接替指揮。亦足以井然有序。特別尋常士卒中,戰事再亂,也不致失去指揮。”
羅國器深以為然。
這是益都最近在制度作出的一個改革,在人事上。又有兩條消息。文華國、張歹兒等皆已然回去了海東。而吳鶴年與顏之希交接完畢,便也在數日前,宣布正式調離行省左右司,來到了益都,接任益都知府之位。
此外,還有一條消息。鄧舍為備戰察罕,前數日,行文海東,點了姚好古等幾個重臣的名,著其即日前來益都,說是準備要開一次軍議。那官員不是樞密院的人,對此也是略有所聞,并不知其詳情。一語帶過。
又還一則消息,卻是鄧舍已然發下令旨,宣布立妃,無須多講。倒是那官員不知從哪里聽來了一條小道消息,說是因為鄧舍拒絕了小明王的“賜婚”,安豐大為不滿。劉福通派了一支使團,正夜以繼日,兼程趕來益都。也不知是不是還想要舊事重提,依然是為“賜婚”之事而來。
上次小明王“賜婚”,是用商量的語氣,鄧舍可以婉拒。但如果這一次小明王明文下旨,海東怕不就好再做拒絕了。言說及此,那官員很是替鄧舍憂愁。羅國器與方從哲問明了來龍去脈,也是不禁大感棘手。
不過好在,這還只是小道消息,未得證實。也許只是傳聞呢?諸人也只有以此來互相開解。一行人談談說說,行至天晚,便就在鄰近縣中,將就住了一夜。次日天不亮便又啟程,未及中午,回到了益都。
鄧舍本來正與洪繼勛、趙過等人在議事,一聽了羅國器與方從哲到了,笑與諸臣說道:“這是咱們海東的大功臣回來了!”即命使團諸人進來。
羅國器等入見。鄧舍好生夸獎了他們一番,見其都是神色疲憊,曉得路途辛苦,因而說道:“諸位此次出使浙西,不但不辱使命,更借來的糧食數有十萬石之多,實出我所望。諸位勞苦功高。我必有厚封重賞。”看堂外天色,將近午時,吩咐侍衛,說道,“叫膳房備下酒宴,請諸位功臣先去吃了飯,然后各請回府,休息一下,也見見你們的家人。肯定都很想你們了。待到明日的朝堂會上,我再給你們論功行賞!如何?”
諸人自無異議。跪拜退出。
鄧舍單獨留下了羅國器,見使團諸人出去,又大大稱贊了他一番,說道:“你日前來書,說你在購糧款上擅自定斷,深感惶恐,請求我責罰你。你是從過軍的,當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我既給了你臨機應變的權力,就是相信你的能力。就不怕你敢‘擅自定斷’,也是希望你敢‘擅自定斷’的!這件差事,你辦的很好。分得清輕重,理的清主次,非但無過,而且有功。是為有大功勞。理應重重加以賞賜的。‘責罰’云云,從何談起?”
羅國器跪拜謝恩。
鄧舍叫他起來,從案幾上拿了份文書,命侍從遞給他,說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與諸位大臣商議軍事。你是益都分省的宰執,也在朝鮮待過不短的時間,對那里的情況算是了解。對我海東軍中,你也更是熟悉。漢軍、麗軍,你都接觸過。你且看一看這份條呈,說說你的意見。”
羅國器接過來,打開一看,只見抬頭一句話,上寫道:“奏請主公立麗卒軍衙事。”底下署名,卻是慶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