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并不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既然把光復軍的敢死隊交給徐錫麟，他也不玩什么小花樣。徐錫麟更是如此，既然想說的話都已經說過，到了該血戰的時候，徐錫麟一點都不想廢話。
敢死隊在光復軍里頭是一個常設軍事單位，這個軍事單位承擔了突擊與攻堅，凡是傷亡最大，最危險的戰斗，敢死隊要承擔其中的大多數。不僅僅是在光復會，其他革命黨組成的武裝里頭，無不存在敢死隊這種軍事單位。這也算是一種傳統，歷史上這種部隊有一個稱號，叫做“牙兵”。大概取的是猛獸攻擊時尖牙利齒的意思。
當然了，作為敢死隊，在面臨高得多的風險的同時，也享受著更多的特權。例如裝備上，敢死隊除了人手一支制式長槍之外，軍官還有短槍。炸彈供應也是有限提供給敢死隊。普通建制內的光復軍則只有長槍。至于后來趕去的光復會成員發展帶領的部隊，每支部隊給與一定數量的槍支。其他附庸而來的部隊，光復會就只有口頭安撫，以及提供糧食的支持了。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光復會也不是擁有洗腦術的大神，不可能把每個站到光復會旗下的人變成悍不畏死的戰士。這個組織只能按照對組織的服從程度來區分遠近親疏，從這個角度來說，光復會內部的各路豪杰之間遠近親疏的關系并不比與人民黨的關系差距更小。
現在敢死隊有大概五百多人，與杭州戰役前相比沒什么差距。只是老敢死隊現在有近兩百傷兵沒有歸隊，新補充進來的都是之后各地派系推薦的人員。敢死隊不僅僅有裝備上的優待，敢死隊本身也是一種身份。在別的光復會同志前不用擺別的譜，光傲然說一句“我是敢死隊的”，立刻就會被高看一眼。現在外頭針對敢死隊還有一個風傳，“等打下了南京，敢死隊的都會給封個官。”在這等刺激之下，徐錫麟執掌敢死隊之后，親自來自薦或者托人來說項的就絡繹不絕。說項者大多數是出身低微的，圖的就是通過加入敢死隊得到一個賣命的機會，若是戰場上死不了，以后就大小是個官。再也不會任人驅使。
徐錫麟本來想著趁著出發前最后幾天好好整頓一下敢死隊，結果工作每每被前來說項的人打斷。這不能不讓徐錫麟感到很是惱火。頭兩天他還親自處理此時，后來徐錫麟干脆就完全不接見這等人。
在安徽考察的時候，徐錫麟等人也考察過工農革命軍。那時候徐錫麟真的是大開眼界，從隊列行進這些基本功，到武器裝卸保養，更高級的則是射擊、投彈，工農革命軍的軍事素養讓徐錫麟對軍隊如何作戰認識有了極大的直觀認知。等徐錫麟真的想把這些寶貴的知識傳授給敢死隊，他就突然明白了一個成語，“邯鄲學步”。
據說那個去邯鄲學走路姿態的人，沒有能學成邯鄲人優雅的走路姿勢，反倒連自己以前怎么走路都給忘記了，最后不得不爬回家。以“武器拆卸”這個訓練，人民黨的訓練目的很明確，首先讓大家知道槍支的構造，以及射擊原理。在步槍射擊時遇到了問題的時候，能夠迅速排除故障，繼續投入戰斗。步槍發生故障在這年頭很尋常，掌握了這等技術很必要，徐錫麟對此深以為然。
問題在于，徐錫麟根本就沒弄明白人民黨為何對槍支保養如此重視。由于采用的是步兵班排戰術，人民黨的兵力投入密度遠低于采用排隊槍斃的步兵戰術。人民黨一班里頭敢有一支步槍出了故障，就意味著在好長的一條戰線上損失了近10的火力。而對采用排隊槍斃的隊列模式而言，在人民黨以班為單位的防守戰線上，他們能放上三倍甚至五倍于人民黨的兵力。只是一兩條槍出了故障，根本就顯露不出來問題。
只看到表現，卻沒有能理解這表象下的深層理由，徐錫麟的武器拆卸訓練成果就大打折扣，更別說槍支拆卸本身也是門科學，第一天訓練里頭，槍支拆卸就導致了數支步槍遭到了損壞。而不少人把步槍零件安裝回去，等步槍大概恢復了原樣，卻發現有幾個“多出來”的零件不知道該往哪里安裝。
步槍對與光復會來說是很寶貴的裝備，這還沒打仗就損壞了槍械，讓根本沒有后勤保養概念的光復會干部大為心痛。好不容易把槍支安裝好，又調換了新槍支。后勤部門干部用可憐巴巴的語氣哀求道：“徐先生，您可別給我們添亂了。求您了。”
懂槍械安裝的人本來就不多，若是徐錫麟再一意孤行進行這種危險的訓練，這部分人員光給徐錫麟擦屁股就能累死。看著這些人員哀求的目光，徐錫麟不得不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如果不能繼續進行槍支拆卸，接著的“試槍校射”訓練自然不可能順利進行。徐錫麟曾經向陳克請教過一個問題，如何能把槍打準。作為兵力處于弱勢的一方，徐錫麟很希望“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陳克就談起了“試槍”。原本陳克也不懂這些，陳克一度認為保養就是擦槍，上油，防止槍膛進灰進沙。雖然知道槍管里頭的來福線，但是陳克對保養的認識中完全沒有“校射”。
第一個把“校射”概念帶進軍隊的，卻是加入“保險團”的幾個“炮手”。身為以打槍為謀生手段的“炮手”，他們雖然沒有理論知識，卻知道如果沒有充分的“校射”，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子彈能“歪到哪里”。這些“炮手”們打槍可不是單純靠瞄準，他們能夠根據手里頭槍支的不同來調整瞄準的角度。
在“士兵會議”上，射擊訓練中表現優異的炮手在戰士們的逼問下，吞吞吐吐的交代出了自己的秘訣，部隊隨即自發的開始了原始的“校射”。再后來，軍事民主會議上，“校射”被軍委得知，經過一番理論聯系實踐的討論之后，還名叫“保險團”的工農革命軍就開始制定了系統的“校射”體系。每一支步槍都要定期進行“校射”調整。這讓工農革命軍戰斗中的射擊精確度大大提高。
徐錫麟從人民黨這里套來的知識都是表面上的知識，對于“校射”的意義他更不可能很清楚。而且“校射”是配合步兵班排戰術，如果沒有縱隊進攻訓練，而是窩成一團集團對射，“校射”的重要性更是大打折扣。有這種功夫搞這種細活，還不如多練練投擲炸彈來的更有效率。
投彈訓練也遠沒能達成徐錫麟想象的成果，人民黨采用的是制式手雷。投彈訓練完全是規范的大規模訓練。光復會是自制炸彈，且不說炸彈的爆炸威力，光質量和體積上來說就各不相同。投彈完全靠個人資質與想象力，效果更不能保證。
經歷了這次訓練之后，光復會的敢死隊消耗了極大的精力，卻沒能普遍的提高戰斗水平。同志們都感到極大疲憊，精神頭反倒不如訓練之前。無奈之下，徐錫麟接受了干部徐水生的建議，暫停訓練，讓敢死隊全面徹底的休息。
“水生，你覺得接下來怎么訓練？”即便是精力充沛的徐錫麟，幾天下來也露出了疲態。
“徐先生，當今之計，莫過于讓大家在戰斗的時候敢往前沖。兩軍相遇勇者勝，咱們光復軍靠的不就是勇氣勝過清軍么？”徐水生的建議相當的正經。
“嗯。”徐錫麟點頭稱是。
雖然提出了很正經的建議，但徐水生心里頭是頗為復雜的。徐水生是人民黨的人，他原本在安徽做買賣，第一次安慶戰役期間，因為一些原因被當作滿清官吏被強行帶回根據地。經過甄別，發現抓錯人了。于是發放路費和干糧讓他回家。這種“仁義”在這時代就未免太驚世駭俗了，徐水生一開始猶入漏網之魚，結果在災區走了三天，卻發現靠自己根本走不出去。干糧雖然還有，可災區里頭有錢也買不到吃的。情急之下，徐水生又跑回鳳臺縣，壯著膽子請求能不能跟著人民黨的船隊回浙江。
人民黨就安排他們等下一輪船隊一起走，停留期間與人民黨接觸較多，徐水生驚恐之心漸去，對人民黨倒有了興趣。他本來就算是比較破落的小商人，自然希望能夠傍上大勢力。一來二去，徐水生表示自己愿意在根據地干。那時候根據地缺人，既然徐水生自己要求，能寫會算的徐水生就被征召了。
半年前，徐水生受命會寧波組建隊伍加入光復會。徐水生的老家寧波不缺乏苦力，有錢就足以拉起一支二三十人的隊伍。陶成章號召浙江革命黨聚集杭州，這支擁有七八條槍的部隊就前往杭州。有槍沒槍的待遇是不同的，特別是針對以前與光復會毫無聯系的小部隊更是如此。畢竟是在根據地干過，徐水生在見識提升的同時，對于軍事的感覺自然也不同。在進攻杭州的時候，徐水生和他的部隊表現相當出色，很快就成了敢死隊的主力之一。
于此同時，人民黨的情報機構靠徐水生這條內線得到了大量光復會內部消息。
徐水生以前不知道為什么根據地大講標準化，“大差不差就行了”，這是徐水生的看法，他現在經過對比才明白，這可不是“大差不差”的問題，而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大問題。大差不差那是制式武器這類產品，肯定會有各種差異。但是指導思想上若是有了差異，別看外表模仿的再像，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徐水生甚至感悟到了一個近乎哲學領域的問題，人民黨在陳克領導下是在“按照規律辦事”，而光復會則是追求“自己希望的結果”。這兩者之間到底有什么區別，徐水生怎么都看不明白，不過他能感覺到，這兩者之間是天差地別的不同。
收回了自己的胡思亂想，徐水生把注意力拉回到現實面對的問題。由于平素里表現不錯，徐錫麟把日常工作交給徐水生來管理。處理完了手頭的事情，徐水生前往匯報。在徐錫麟門口，他聽到屋里正在爭論，卻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若是洋人出兵了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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