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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國地主不好當(南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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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時空的蝴蝶六、民國地主不好當(南方篇)

老老王六、民國地主不好當  在民國時期,北方各省的鄉下總是一片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盜匪橫行,連生命安全都毫無保障,更別提什么生活情趣,實在不是地主們可以安心享受腐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內先后爆發大小戰爭共計五百六十余次,軍隊膨脹到340個團,84萬人,賦稅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不要說貧苦農民,就連地主士紳也被壓斷了腰,生活水平還不如窮山惡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兩頭地發大水,長江幾乎年年決堤。而一旦北洋軍南下攻打廣東,或者是革命軍北伐中原,湖廣之地也都是主戰場,被吳佩孚、趙易恒這些狠人來回燒殺劫掠,折騰得夠嗆,同樣不甚適合居住。

  總的來說,在民國年代,除了廣東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狀況還算比較好。相對來說應該算是全中國經濟最為富庶,戰亂最為稀少,階級矛盾最為緩和,社會秩序最穩定的地區。

  由于這塊地方的風氣開放,對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資工商之類收益率更高的商業和實業,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產出,所以表現得比較“開明”,一般不會把佃農往死里壓榨。

  雖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里,名義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實際收繳的時候往往會打個折扣。如果佃農比較刁蠻,而地主卻比較軟弱的話,那么實際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農,連年累月地賴賬不交租子,地主也捏著鼻子忍了——因為他在上海、寧波的工廠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鄉下的那點田地,實在是犯不上為了這么一點地租而興師動眾,到鄉下去大打一場……

  正是因為江南地區的農村剝削程度較低,階級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國來說,鄉村秩序尚算不錯,而這也是蔣介石可以把江浙作為統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來有些“磚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區相對“和諧”的鄉村階級狀況,硬是放大到了全國,以此來證明我黨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無理取鬧——這就有些過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區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農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鄰近上海,想要購買熱水瓶、鐘表之類的工業品也容易,民國時期江南地主的生活應該相當不錯了?

  ……這個……只能說,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時間。

  江南地區素來是中國的精華之所在,城市工商業發達,鄉下盛產稻米、棉花和絲綢,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相當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依靠出口絲綢、茶葉和瓷器,江浙兩省的經濟狀況也還不錯。民國前期利用一戰的東風,江浙經濟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興旺繁榮的時代。

  但是到了民國年代中期,進入三十年代之后,隨著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作為全國最開放的江浙地區,也越來越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傾銷狂潮所害——很多時候,糧食傾銷對一個國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農村就處于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最初兩年,長江以北赤地千里,長江以南洪水滔天,饑民倒斃于路途,自然是慘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氣象災害基本結束,江南地區和全國大部分省份普遍豐收,稻米小麥堆積如山,但卻被從上海傾銷的洋米洋面沖擊,于是在市價上,每一石國產土米往往比洋米貴了2、3元,根本賣不動。如果低價賤賣,農民又要賠本。

  ——由于農業技術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江浙農民的生產成本就遠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著種植糧食掙不到錢,江浙地區的農民們開始指望經濟作物,可惜國產棉花的品種、質量和價格,都競爭不過進口的埃及長絨棉,在進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賣不動了。而作為傳統出口大宗的絲綢,由于長期在技術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被不斷改良品種和技術的日本絲綢徹底擊敗。

  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買辦經濟,根本沒有什么農業保護和補貼政策,反而還對農業征收重稅,提高農民的生產成本,毀滅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實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讓江浙地區的農產品既失去了國外市場,也保不住國內市場,又找不到品種改良的途徑,農村破產之風最終變得無藥可救。

  走投無路之下,一些農民不顧禁令,開始種植起了罌粟,試圖依靠鴉片來賺錢。但江浙地區的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身邊又是上海這么個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鴉片在價格上也競爭不過東北、云南和印度的煙土,而浙江的氣候條件又并不適合種罌粟,結果連販毒都要虧本。

  ——類似的情況,在西部的鴉片產地也發生過。抗戰期間,西康省為鏟鴉片死了7個縣長,上千保安隊。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后,蔣委員長為了集中力量勘亂,宣布不再禁煙、鏟煙,不收煙稅。于是鴉片成為普通商品,價格暴跌,販毒無利可圖,毒販子從此大減。農民們收獲的鴉片賣不出去,也只好減少了罌粟種植量,不過由于鴉片太便宜,當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癮客,戶戶繞煙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農民們,便無限悲哀地發現,自己是歉收要餓死,豐收也要賠本,種什么都掙不到錢,而肥料和農具又都是借債買的,結果身上的債務永遠還不清,怎么樣都沒了活路。

  葉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講述了舊中國江南一群農民因為洋米傾銷沖擊市場,不得不忍痛虧本糶米,在豐年反而比災年更加負債累累的慘劇。形象地揭示了舊中國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整個農村急速破產的可怕現實。

  為了在這種絕境之中求生,農民們要不就涌入城市闖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鬧革命的道路了。

  很顯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普遍破產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話,因為米價低廉,等于是縮水了許多,而若是收銀錢的話,農民又繳納不出來;其次,之前借貸給農民買農具、肥料和口糧的款子也收不回來,變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呆賬和壞賬;最后,鄉下抗租運動極度頻繁,沒了活路的農民紛紛成了滾刀肉,索性自己種稻米自己吃,不交稅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萬一地主上門催討,則要么一哭二鬧三上吊,要么舉著刀子聲稱要同歸于盡。

  而很多地主則發現雇傭打手的人工費太高,打官司需要打點的費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這么多費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錢的稻米,甚至經常會打死了人也還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強行收租總是虧本。哪怕是把農民當成豬仔賣了,也還是得不償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許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蝕本倒貼的程度,這地主也就當得太沒滋味了。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戰場,政府軍、日軍、偽軍、新四軍反復打拉鋸,原本的一點繁榮景象隨之消失。在解放戰爭時期,又被國民黨“劫收大員”們搜刮得一窮二白,最后一點余財也沒了。

  所以,如果有誰想要穿越到民國時代的江南地區當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國時代的前面十幾年,江南農村普遍破產之前,還要及時改換投資渠道,否則光靠收地租是絕對過不起闊綽生活的。

  實際上,在民國時代,江浙地區的地主很多已經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類的繁華大城市,而把鄉下的土地交給“二地主”負責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稅負擔,外加“二地主”及其幫閑的傭金之后,哪怕是風調雨順,“二地主”也比較有良心,每畝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個銀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顯然很難維持都市生活的高昂開銷。以之前提起過的諸位國學大師為例,胡適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個銀元,30年代漲到500銀元,年收入就是6000銀元,外加稿費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萬大洋都不止。而那年頭似乎還沒有個人所得稅的概念,這些銀錢都能實打實地落進胡適教授的口袋。若是把這個收入水平放到農村,都已經是坐擁上萬畝良田的微型軍閥等級了!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諸位“磚家叫獸”們,實在是貨真價實的“無冕貴族”啊!

  事實上,就連毛管理員的每月8塊大洋低薪,在某些貧瘠地方的鄉下,也要有100畝地才能掙到。

  因此,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鄉田產來維持生活,只不過是給自己留一條后路罷了。

  ——從很早以前開始,比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紳,就已經把投資渠道放到了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經營金融、商貿、實業和房地產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也是民國時期的總趨勢。當農村經濟整體衰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則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榮。

  所以,在講完了民國農村的情況之后,接下來就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民國時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險家的樂園,“東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個時代的上海人究竟過著怎樣的摩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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