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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的蝴蝶六、民國地主不好當（南方篇）
老老王六、民國地主不好當 在民國時期，北方各省的鄉下總是一片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盜匪橫行，連生命安全都毫無保障，更別提什么生活情趣，實在不是地主們可以安心享受腐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內先后爆發大小戰爭共計五百六十余次，軍隊膨脹到340個團，84萬人，賦稅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不要說貧苦農民，就連地主士紳也被壓斷了腰，生活水平還不如窮山惡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兩頭地發大水，長江幾乎年年決堤。而一旦北洋軍南下攻打廣東，或者是革命軍北伐中原，湖廣之地也都是主戰場，被吳佩孚、趙易恒這些狠人來回燒殺劫掠，折騰得夠嗆，同樣不甚適合居住。
總的來說，在民國年代，除了廣東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狀況還算比較好。相對來說應該算是全中國經濟最為富庶，戰亂最為稀少，階級矛盾最為緩和，社會秩序最穩定的地區。
由于這塊地方的風氣開放，對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資工商之類收益率更高的商業和實業，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產出，所以表現得比較“開明”，一般不會把佃農往死里壓榨。
雖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里，名義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實際收繳的時候往往會打個折扣。如果佃農比較刁蠻，而地主卻比較軟弱的話，那么實際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農，連年累月地賴賬不交租子，地主也捏著鼻子忍了——因為他在上海、寧波的工廠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鄉下的那點田地，實在是犯不上為了這么一點地租而興師動眾，到鄉下去大打一場……
正是因為江南地區的農村剝削程度較低，階級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國來說，鄉村秩序尚算不錯，而這也是蔣介石可以把江浙作為統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來有些“磚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區相對“和諧”的鄉村階級狀況，硬是放大到了全國，以此來證明我黨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無理取鬧——這就有些過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區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農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鄰近上海，想要購買熱水瓶、鐘表之類的工業品也容易，民國時期江南地主的生活應該相當不錯了？
……這個……只能說，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時間。
江南地區素來是中國的精華之所在，城市工商業發達，鄉下盛產稻米、棉花和絲綢，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相當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依靠出口絲綢、茶葉和瓷器，江浙兩省的經濟狀況也還不錯。民國前期利用一戰的東風，江浙經濟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興旺繁榮的時代。
但是到了民國年代中期，進入三十年代之后，隨著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作為全國最開放的江浙地區，也越來越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傾銷狂潮所害——很多時候，糧食傾銷對一個國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農村就處于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最初兩年，長江以北赤地千里，長江以南洪水滔天，饑民倒斃于路途，自然是慘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氣象災害基本結束，江南地區和全國大部分省份普遍豐收，稻米小麥堆積如山，但卻被從上海傾銷的洋米洋面沖擊，于是在市價上，每一石國產土米往往比洋米貴了2、3元，根本賣不動。如果低價賤賣，農民又要賠本。
——由于農業技術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江浙農民的生產成本就遠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著種植糧食掙不到錢，江浙地區的農民們開始指望經濟作物，可惜國產棉花的品種、質量和價格，都競爭不過進口的埃及長絨棉，在進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賣不動了。而作為傳統出口大宗的絲綢，由于長期在技術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被不斷改良品種和技術的日本絲綢徹底擊敗。
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買辦經濟，根本沒有什么農業保護和補貼政策，反而還對農業征收重稅，提高農民的生產成本，毀滅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實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讓江浙地區的農產品既失去了國外市場，也保不住國內市場，又找不到品種改良的途徑，農村破產之風最終變得無藥可救。
走投無路之下，一些農民不顧禁令，開始種植起了罌粟，試圖依靠鴉片來賺錢。但江浙地區的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身邊又是上海這么個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鴉片在價格上也競爭不過東北、云南和印度的煙土，而浙江的氣候條件又并不適合種罌粟，結果連販毒都要虧本。
——類似的情況，在西部的鴉片產地也發生過。抗戰期間，西康省為鏟鴉片死了7個縣長，上千保安隊。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后，蔣委員長為了集中力量勘亂，宣布不再禁煙、鏟煙，不收煙稅。于是鴉片成為普通商品，價格暴跌，販毒無利可圖，毒販子從此大減。農民們收獲的鴉片賣不出去，也只好減少了罌粟種植量，不過由于鴉片太便宜，當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癮客，戶戶繞煙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農民們，便無限悲哀地發現，自己是歉收要餓死，豐收也要賠本，種什么都掙不到錢，而肥料和農具又都是借債買的，結果身上的債務永遠還不清，怎么樣都沒了活路。
葉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講述了舊中國江南一群農民因為洋米傾銷沖擊市場，不得不忍痛虧本糶米，在豐年反而比災年更加負債累累的慘劇。形象地揭示了舊中國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整個農村急速破產的可怕現實。
為了在這種絕境之中求生，農民們要不就涌入城市闖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鬧革命的道路了。
很顯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普遍破產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話，因為米價低廉，等于是縮水了許多，而若是收銀錢的話，農民又繳納不出來；其次，之前借貸給農民買農具、肥料和口糧的款子也收不回來，變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呆賬和壞賬；最后，鄉下抗租運動極度頻繁，沒了活路的農民紛紛成了滾刀肉，索性自己種稻米自己吃，不交稅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萬一地主上門催討，則要么一哭二鬧三上吊，要么舉著刀子聲稱要同歸于盡。
而很多地主則發現雇傭打手的人工費太高，打官司需要打點的費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這么多費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錢的稻米，甚至經常會打死了人也還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強行收租總是虧本。哪怕是把農民當成豬仔賣了，也還是得不償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許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蝕本倒貼的程度，這地主也就當得太沒滋味了。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戰場，政府軍、日軍、偽軍、新四軍反復打拉鋸，原本的一點繁榮景象隨之消失。在解放戰爭時期，又被國民黨“劫收大員”們搜刮得一窮二白，最后一點余財也沒了。
所以，如果有誰想要穿越到民國時代的江南地區當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國時代的前面十幾年，江南農村普遍破產之前，還要及時改換投資渠道，否則光靠收地租是絕對過不起闊綽生活的。
實際上，在民國時代，江浙地區的地主很多已經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類的繁華大城市，而把鄉下的土地交給“二地主”負責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稅負擔，外加“二地主”及其幫閑的傭金之后，哪怕是風調雨順，“二地主”也比較有良心，每畝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個銀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顯然很難維持都市生活的高昂開銷。以之前提起過的諸位國學大師為例，胡適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個銀元，30年代漲到500銀元，年收入就是6000銀元，外加稿費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萬大洋都不止。而那年頭似乎還沒有個人所得稅的概念，這些銀錢都能實打實地落進胡適教授的口袋。若是把這個收入水平放到農村，都已經是坐擁上萬畝良田的微型軍閥等級了！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諸位“磚家叫獸”們，實在是貨真價實的“無冕貴族”啊！
事實上，就連毛管理員的每月8塊大洋低薪，在某些貧瘠地方的鄉下，也要有100畝地才能掙到。
因此，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鄉田產來維持生活，只不過是給自己留一條后路罷了。
——從很早以前開始，比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紳，就已經把投資渠道放到了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經營金融、商貿、實業和房地產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也是民國時期的總趨勢。當農村經濟整體衰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則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榮。
所以，在講完了民國農村的情況之后，接下來就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民國時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險家的樂園，“東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個時代的上海人究竟過著怎樣的摩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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