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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旅館的音樂廳門口站著兩個人。其中一個大個子，戴副夾鼻眼鏡，胳臂上佩著寫有“糾察隊長”字樣的紅袖章。
“烏克蘭代表團是在這兒開會嗎？”麗達問。
大個子打著官腔回答說：“是的！有什么事嗎？”
“請讓我進去。”
大個子堵住半邊門，打量了一下麗達，問：“您的證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進去。”
麗達從提包里拿出燙金的代表證。大個子看見上面印著“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字樣，怠慢的態度馬上不見了，他變得彬彬有禮，像對“自家人”一樣親熱地說：“請吧，請進，左邊有空位子。”
麗達從一排排椅子中間穿過去，看見一個空座位，坐了下來。代表會議就要結束了。麗達注意地聽著主席的講話。這個人的聲音她聽起來很耳熟。
“同志們，出席全俄代表大會各代表團首席代表會議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團會議的代表，已經選舉完畢。現在離開會還有兩個小時。請允許我再次核對一下已經報到的代表名單。”
麗達認出這個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著代表名單。
每叫一個名字，就有一只手拿著紅色或者白色代表證舉起來。
麗達聚精會神地聽著。
一個熟悉的名字傳進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麗達回頭朝舉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著一排排代表，卻看不到碼頭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單念得很快，她又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奧庫涅夫，接著又是一個――扎爾基。
麗達看見了扎爾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對面。那不就是他的側影嗎，已經不大能認出來了……是他，是伊萬。
麗達已經好幾年沒有見到他了。
名單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聽到一個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遠的地方舉起一只手。隨后又放下了。說來奇怪，麗達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個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轉睛地盯著剛才舉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頭看上去全都一樣。
麗達站起來，順著靠墻的通道向前排走去。這時候，阿基姆已經念完了名單，馬上響起一陣挪動椅子的聲音，代表們大聲說起話來，青年人發出爽朗的笑聲，于是阿基姆竭力蓋過大廳里的嘈雜聲，喊道：“大家不要遲到！……大劇院，七點！……”
大廳門口很擁擠。
麗達明白，她不可能在擁擠的人流中找到剛才名單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辦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過他找到其他人。
她讓最后一批代表從身邊走過，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聽到身后有人說：“怎么樣，柯察金，咱們也走吧，老弟。”
接著，一個那么熟悉、那么難忘的聲音回答說：“走吧。”
麗達急忙回過頭來，只見面前站著一個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著草綠色軍便服和藍色馬褲，腰上系一條高加索窄皮帶。
麗達睜圓了眼睛看著他，直到一雙手熱情地抱住她，顫抖的聲音輕輕地叫了一聲“麗達”，她才明白，這真是保爾柯察金。
“你還活著？”
這句問話說明了一切。原來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誤傳。
大廳里的人全走光了。從敞開的窗戶里傳來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維爾大街的喧鬧聲。時鐘響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倆都覺得見面才幾分鐘。鐘聲催促他們到大劇院去。當他們沿著寬闊的階梯向大門走去的時候，她又仔細看了看保爾。他現在比她高出半個頭，還是從前的模樣，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著了。
“你看，我還沒問你在哪兒工作呢。”
“我現在是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或者像杜巴瓦所說的，當‘機關老爺’了。”說著，保爾微微笑了一下。
“你見過他嗎？”
“見過，不過那次見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們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車鳴著喇叭疾馳而過，喧嚷的行人來來往往。他倆一直走到大劇院，路上幾乎沒有說話，心中想著同一件事情。劇院周圍人山人海，狂熱而固執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劇院石砌的大廈涌過去，一心想沖進紅軍戰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鐵面無私的衛兵只放代表進去。代表們驕傲地舉著證件，從警戒線穿過去。
劇院周圍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團員。他們沒有列席證，但是都千方百計想參加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機靈，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擠，手里也拿著紅紙片，冒充證件。他們有時竟混到了會場門口，個別人甚至鉆進了大門，但是他們馬上被引導來賓和代表進入會場的值班中央委員或糾察隊長抓住，給趕出門來，這使得那些混不進去的“無證代表”大為高興。
想參加開幕式的人很多，劇院連二十分之一也容納不下。
麗達和保爾費了很大的勁，才擠到會場門口。代表們乘坐電車、汽車陸續來到會場。門口擠得水泄不通。紅軍戰士――他們也是共青團員――漸漸招架不住了，他們被擠得緊緊貼在墻上，門前喊聲響成一片：“擠呀！鮑曼學院的小伙子們，擠呀！”
“擠呀，老弟，咱們要勝利了！”
“把恰普林和薩沙科薩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薩列夫（１９０３―１９３９）當時先后擔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譯者］叫來，他們會放我們進去的！”
“加――油――啊！”
一個戴青年共產國際徽章的小伙子，靈活得像條泥鰍，隨著保爾和麗達擠進了大門。他躲過糾察隊長，飛速跑進休息室，一轉眼就鉆進代表群中不見了。
“咱們就坐在這兒吧。”他們走進正廳后，麗達指著后排的位子說。
他們在角落里坐了下來。麗達看了看手表。
“離開會還有四十分鐘，你給我講講杜巴瓦和安娜的情況吧。”麗達說。保爾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她有點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參加全烏克蘭代表會議，順便去看望了他們。跟安娜見了幾次面，跟杜巴瓦只見了一次，這一次還不如不見的好。”
“為什么？”
保爾不做聲。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顫動了一下。麗達知道為什么會有這動作，這是他激動的信號。
“你說說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麗達，我本不想現在說這件事，可你非要我說，我只好服從了。他們的關系是當著我的面徹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別無選擇。他們積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兩斷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們在黨內問題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終是個反對派。我在哈爾科夫聽人說起他在基輔的發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輔的。”
“什么，難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經是，現在離開了他們。我跟扎爾基找他談了很久。現在他已經站到咱們這邊來了。而對杜巴瓦，這話卻無論如何不能說。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們還是回過頭來先講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訴我了。杜巴瓦搞反黨活動是一頭扎進去就出不來。安娜沒少受他的氣，比方說，他奚落她：‘你是黨的一匹小灰馬，主人指東你走東，主人指西你走西。’還有比這更難聽的。幾次沖突過后，他們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顯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證，今后他們之間不會再有磨擦，請她不要離開他，要幫助他渡過難關。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時間她似乎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她沒有再聽到他惡語傷人，她給他講道理，他也不做聲，不再反駁。安娜相信，他在認真檢討過去的立場。
“她從扎爾基那里聽說，杜巴瓦在共產主義大學也不再搗亂，跟扎爾基的個人關系也能做到和睦相處。不久前安娜在單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懷孕），回家休息，關上門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間，兩個房間有門相通，不過兩人講好把門釘死了。
“不一會兒杜巴瓦帶了一大幫同志到家里來，結果安娜無意中成了一個有組織的托派小組會議的見證人。她聽到的那一大堆東西，連做夢都夢不到。而且，為了迎接全烏克蘭共青團代表會議，他們還印刷了一份宣言之類的東西，準備藏在衣襟下，偷偷散發給代表們。安娜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來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間，要求他解釋剛才發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達哈爾科夫，參加代表會議，在中央委員會遇見了基輔的代表。
“塔莉亞給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決定午飯前去看望她，因為在她工作的黨中央婦女部我們沒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擔任指導員的職務。
“塔莉亞和其他幾位同志也答應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時候，正好趕上這坎兒了。”
保爾苦笑了一下。
麗達聽著，微微皺起眉頭，兩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鵝絨把手上。保爾不再出聲。他望著麗達，回想她以前在基輔時的模樣，又同眼前的她比較，再次意識到她已長成了一個體態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終年不變的軍便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簡樸但縫制得很精致的藍色連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輕輕拽了一下，要他繼續說下去。
“我聽著呢，保爾。”
保爾接著往下說，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開。
“安娜見到我，掩飾不住心里的喜悅。杜巴瓦則是冷冰冰的。原來他已經知道我同反對派作斗爭的情況。
“這次見面有點不倫不類。我似乎要充當一個法官之類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講，杜巴瓦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一支接著一支抽煙，顯然，他又煩躁，又生氣。
“‘你瞧，保夫魯沙，他不單欺騙我，還欺騙黨。他組織什么地下小組，還在那兒煽風點火，當著我的面卻說洗手不干了。他在共產主義大學公開承認代表會議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自稱是個“正派人”，可同時又在瞞天過海，耍陰謀。今天的事，我要寫信報告省監察委員會。’安娜氣憤地說。
“杜巴瓦很不滿意，嘟嘟噥噥說：“‘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匯報吧。這種黨，連老婆都當特務，偷聽丈夫的談話，你以為我很樂意當這個黨的黨員！’“這種話對安娜來說當然太過分了。她喊了起來，叫杜巴瓦走開。他出去以后，我對安娜說，讓我找他談一談。安娜說這是白費勁。不過我還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經是好朋友，他還不是不可救藥。
“我到了他房間。他躺在床上，馬上堵我的嘴，說：“‘你別來說服教育，我對這一套膩煩透了。’“可我還是得說。
“我想起了過去的事，說：“‘從我們以前犯的錯誤中。你什么教訓也沒有吸取？杜巴瓦，你記不記得，小資產階級意識是怎么把我們推上反對黨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說：“‘那個時候，保爾，我和你都是工人，沒什么顧慮，心里想什么，嘴上說什么，而我們想的東西并沒有什么錯。實行新經濟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現在呢，是一種半資產階級革命。發新經濟政策財的人個個腦滿腸肥，綾羅綢緞身上掛，可國內的失業人員多得不可勝數。我們政府和黨的上層人士也在靠新經濟政策發跡。還跟那些女資本家勾搭上了，整個政策的目標都是發展資本主義。講到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羞羞答答，對農民則采取自由主義態度，培植富農，用不多久，富農就會在農村當家作主。你等著瞧吧，再過五六年，蘇維埃政權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國熱月政變之后的情形一樣。新經濟政策的暴發戶們將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部長，而你我這樣的人，要是還敢嗦，連腦袋也會給他們揪下來。一句話，這么走下去，死路一條。’“看到了吧，麗達，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鮮貨色，還是托洛茨基派的陳詞濫調。我跟他談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爭辯無異對牛彈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來了。為了跟他談話，我開會都遲到了。
“臨別的時候，他大概是要‘抬舉’我一下，說：“‘保爾，我知道你還沒有僵化，沒有成為因為怕丟官才投贊成票的官僚。不過，你是那種眼睛里除了紅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見的人。’“晚上，基輔的代表都到安娜家來聚會。其中有扎爾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經去過省監察委員會，我們都認為她做得對。我在哈爾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員會見過幾次面。她搬了家。我聽塔莉亞說，安娜打算流產。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來已無可挽回。塔莉亞在哈爾科夫又留了幾天，幫她辦這件事。
“我們動身去莫斯科那天，扎爾基聽人說，黨的三人小組給了杜巴瓦嚴厲申斥加警告的處分。共產主義大學的黨委也同意這個決定。離最高處分只差一步，這樣，杜巴瓦總算沒被清除出黨。”
會場里漸漸擁擠起來，人群還在不斷往里涌，周圍是一片談話聲、笑聲。巨大的劇場正在接待這世所罕見的、充滿活力的人流，這些年輕的布爾什維克是如此熱情奔放，如此樂觀，如此勇往直前，猶如從山上奔騰而下的急流。
嘈雜聲越來越大了。保爾似乎覺得，麗達并不在聽他說話。他剛一住嘴，麗達隨即說：“杜巴瓦的事，我想咱們今天就說這些吧。干嗎把余下的時間都花費在這上面呢！這兒這么明亮，生活氣息這么濃……”
麗達朝他身邊挪了挪身子，他們挨得更近了，說起話來都不大方便。為了聲音小些，她朝他探過身去。
“有一個問題，我想要你回答我。”麗達說。“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但是我想你會告訴我的：當初你為什么要中斷咱們的學習和咱們的友誼呢？”
雖然保爾剛一跟她見面，就預料到她會提這個問題，現在他還是感到很尷尬。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保爾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麗達，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這是三年前的事了，現在我只能責備當時的保爾。總的說來，保爾一生中犯過不少大大小小的錯誤，你現在問的就是其中的一個。”
麗達微微一笑。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場白。但是我想聽到的是答案。”
保爾低聲說下去：“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義也有責任。有一些書塑造了革命者的鮮明形象，他們英勇無畏，剛毅堅強，徹底獻身于革命事業，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產生了做這樣的人的愿望。對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處理的。這樣做，我現在感到很可笑，不過更多的是遺憾。”
“這么說。現在你對‘牛虻’的評價改變了？”
“不，麗達，基本上沒有改變！我否定的只是毫無必要地以苦行考驗意志的悲劇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贊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贊成他這種類型的人，能夠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贊成這種革命者的典型，對他來說，個人的一切同集體事業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
“保爾，這番話三年以前就應該說，可是直到現在才說，只有使人感到遺憾了。”麗達面帶笑容，若有所思地說。
“麗達，你說使人遺憾，是不是因為我永遠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爾，你本來是可以成為更近的人的。”
“那么還來得及補救。”
“有點晚了，牛虻同志。”
麗達微笑著說了這句笑話，接著她解釋說：“我現在已經有了個小女孩。她有個父親，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三個生活得很和美，現在是三位一體，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輕輕觸了一下保爾的手，表示對他的關切。但是她馬上就明白了，這個動作是多余的。是的，這三年來，他不只是在體格方面成長了。麗達知道他現在很難過――這從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誠摯地說：“不管怎么樣，我得到的東西還是要多得多，剛才失去的東西是沒法同它相比的。”
保爾和麗達站了起來。應該坐到離臺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們朝烏克蘭代表團座席走去。樂隊奏起了樂曲。巨大的橫幅標語鮮紅似火，閃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來是屬于我們的”。樓上樓下的幾千個座位和包廂已經坐滿了人。這幾千個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強大的變壓器――這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動力。宏偉的劇院接待了偉大的工人階級的青年近衛軍的精華。幾千雙眼睛凝視著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雙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來是屬于我們的”幾個閃光的大字。
人們仍在不斷涌進會場。再過幾分鐘，沉重的天鵝絨帷幕就要慢慢拉開，全俄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書記恰普林在這無比莊嚴的時刻，也會暫時失去平靜，他將激動地宣布：“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保爾從來沒有這樣鮮明、這樣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偉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驕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悅。這是生活給他的，是生活把他這個戰士和建設者送到這里來，參加這個布爾什維主義青年近衛軍的勝利大會的。
大會每天從清晨開到深夜，占去了與會者的全部時間。保爾只是在最后一次會議上才又見到了麗達。她正和一群烏克蘭代表在一起［作者手稿中此處還有一段文字，描寫共青團員在麗達的哥哥家開晚會的情景。麗達在晚會上說：“朋友們，我深深相信，不出幾年，共青團會從自己的隊伍里推出幾位大作家，他們將通過藝術的形象講述我們英勇的過去，講述我們同樣光榮的現在，誰知道，說不定在座的諸位中就會有人用鋒利的筆觸，把我們這些人也挖苦一番呢……”――編者］。麗達對他說：“明天大會閉幕以后，我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臨別的時候，還能不能再談一次。所以我今天把過去的兩本日記找了出來，還寫了一封短信，準備留給你。你看完了，把日記給我寄回來。這些東西會把我沒向你說的事情全告訴你。”
保爾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轉睛地看了她一會兒，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銘記在心里。
第二天，他們如約在大門口見面。麗達交給他一個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圍人很多，因此他們告別的時候很拘謹，保爾只是在她那濕潤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溫情和淡淡的憂傷。
一天以后，列車載著他們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烏克蘭代表分坐在幾節車廂里。保爾和基輔小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奧庫涅夫也在旁邊的鋪位上發出了輕輕的鼾聲。保爾移近燈光，打開那封信：
保夫魯沙，親愛的！
這些話我本來可以當面告訴你，不過還是寫下來更好一些。我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會開幕那天談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憶。我知道你很堅強，所以我相信你說的話。我對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關系上，有的時候，當然非常少見，如果確實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這種例外，不過，我還是打消了償還我們青春宿債的念頭。我覺得，那樣做不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愉快。保爾，你對自己不要那樣苛刻。我們的生活里不僅有斗爭，而且有美好感情帶來的歡樂。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說，對你生活的主要內容，我是完全放心的。緊握你的雙手。
麗達。
保爾沉思著，把信撕成碎片，然后兩手伸出窗外，任憑風把紙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爾讀完兩本日記，把它們包起捆好。到了哈爾科夫，奧庫涅夫、潘克拉托夫、保爾和另外一些烏克蘭代表都下了車。奧庫涅夫要把住在安娜那里的塔莉亞接走。
潘克拉托夫當選為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有事要辦。保爾決定順便看看扎爾基和安娜，然后同奧庫涅夫他們一起到基輔去。他到車站郵局給麗達寄日記本，耽擱了一會兒，出來的時候朋友們已經全走了。
他坐電車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爾走上二樓，敲了敲左面的門――安娜就住在這里。里面沒有人應聲。時間還很早，安娜不會這么早就去上班。保爾想：“她也許還沒醒。”
這時隔壁的門打開了，睡眼的杜巴瓦走了出來，站在門口。他臉色灰暗，眼圈發青，身上散發著刺鼻的洋蔥味，保爾那敏銳的嗅覺還聞到了他嘴里噴出來的隔夜的酒氣。從半開的房門里，保爾看見床上躺著一個胖女人，確切些說，是看到這女人的肩膀和一條光著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腳一踹，把門關上了。
“你怎么，是來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嗎？”他眼睛看著墻角，用沙啞的聲音問。“她已經不在這兒了。你難道不知道嗎？”
保爾沉著臉，仔細地打量著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兒去了？”
杜巴瓦突然大發脾氣。
“這個我管不著。”他打了一個嗝，又壓住火氣，不懷好意地說：“你是來安慰她的吧？好啊，來得正是時候。位子已經騰出來了，行動起來吧。你肯定不會碰釘子。她跟我提過好幾次，說她挺喜歡你，或者像娘們的另一種說法……抓住機會吧，那你們精神和肉體就都一致起來了。”
保爾感到兩頰發燒。他竭力克制自己，輕聲說：“德米特里，你怎么墮落到這種地步！沒想到你會變得這么無賴。過去你是個不錯的小伙子嘛。你為什么要墮落下去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墻上。看樣子他光腳站在水泥地上有點冷，所以把身子蜷縮起來。房門打開了。一個睡眼惺忪、兩腮浮腫的女人探出頭來，說：“我的小貓，進來吧，在那兒站著干什么？……”
杜巴瓦沒讓她說完，猛地把門關上，用身子頂住。
“真是個好的開端……”保爾說。“你把什么人領到房里來了！這樣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顯然不愿意再談下去，他大聲喊道：“連我該跟什么人睡覺也要你們下指示嗎！這些說教我早就聽夠了！你從哪兒來的，滾回哪兒去吧！去告訴大家，就說我杜巴瓦現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爾走到他跟前，激動地說：“德米特里，把這個女人攆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談一次……”
杜巴瓦把臉一沉，轉身走進了房間。
“呸，這個壞蛋！”保爾低聲罵了一句，慢慢走下樓去。
兩年過去了。無情的時光一天天、一月月流逝著，而生活，飛速前進而又豐富多彩的生活，總是給這些表面似乎單調的日子帶來新的內容，每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樣。一億六千萬偉大的人民，開天辟地第一次成為自己遼闊土地和無窮寶藏的主人，他們英勇地、緊張地勞動著，重建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國家在日益鞏固，在積聚力量。不久前不少工廠還廢置著，沒有一點生氣，一片荒涼，可是現在煙囪全都冒煙了。
保爾覺得，這兩年過得飛快，簡直是不知不覺地過去的。
他不會從容不迫地過日子，早晨不會懶洋洋地打著哈欠迎接黎明，晚上也不會十點鐘準時就寢。他總是急急忙忙地生活，不僅自己急急忙忙，而且還催促別人。
他舍不得在睡眠上多花時間。深夜還經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戶亮著燈光，屋子里有幾個人在埋頭讀書。這是他們在學習。兩年里他學完了《資本論》第三卷，弄清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精巧結構。
有一天，拉茲瓦利欣突然來到保爾工作的那個專區。省委派他來，建議讓他擔任一個區的共青團區委書記。保爾當時出差在外。在保爾缺席的情況下，常委會把拉茲瓦利欣派到一個區里。保爾回來后，知道了這件事，但是什么也沒有說。
一個月過去了。保爾到拉茲瓦利欣那個區視察工作。他發現的問題雖然不多，但是其中已經有這樣一些情況：拉茲瓦利欣酗酒，拉攏一幫阿諛奉承的人，排擠好同志。保爾把這些事情提到常委會上討論。當大家一致主張給拉茲瓦利欣嚴厲申斥處分的時候，保爾出人意料地說：“應該永遠開除，不許重新入團。”
大家都很吃驚，感到這樣處分過重，但是保爾堅持說：“一定要開除這個壞蛋。對這個墮落的少爺學生，我們已經給過他重新做人的機會，他純粹是混進團里的異己分子。”
保爾把在別列茲多夫發生的事講了一遍。
“我對柯察金的指摘提出強烈抗議。他這是報私仇，誰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讓柯察金拿出真憑實據來。我也會給他編幾條，說他搞過走私活動――憑這個就把他開除嗎？不行，得讓他拿出證據來！”拉茲瓦利欣大喊大叫。
“你等著吧，會給你證據的。”保爾對他說。
拉茲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時后保爾說服了大家，常委會通過決議：“將異己分子拉茲瓦利欣開除出團。”
入夏以后，朋友們一個個都去休假了。身體不好的都到海濱去。一到這個時候，休養成了大家熱切盼望的事，保爾忙著給同志們張羅療養證，申請補助，打發他們去休息。同志們走的時候，臉色蒼白，神情倦怠，但是都很高興。他們留下的工作全壓在保爾肩上，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像一匹馴順的馬拉著重載爬坡一樣。這些同志曬得黑黑的回來了，個個精神飽滿，精力充沛。于是，另一批同志又療養去了。整個夏天總有人外出，可是生活是不會在原地踏步的，生活要前進，保爾也就沒有一天能夠離開他的崗位。
年年夏天都是這樣過的。
保爾不喜歡秋天和冬天，因為這兩個季節給他肉體上造成很多痛苦。
今年，他特別焦急地盼望夏天快到。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只向自己承認這一點，也使他感到非常難過。現在只有兩條出路：要么承認自己經受不了緊張工作帶來的種種困難，承認自己是個殘廢；要么堅守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為止。他選擇了后一條。
有一回，專區黨委常委會開會的時候，專區衛生處長巴爾捷利克，一個做過地下工作的老醫生，湊到保爾跟前，說：“保爾，你的氣色很不好。到醫務委員會檢查過嗎？身體怎么樣？大概沒去過吧？我記不清了。反正你得檢查一下，親愛的朋友。星期四來吧，下午來。”
保爾有事脫不開身，沒有到醫務委員會去。可是巴爾捷利克并沒有忘記他，親自把他拉到自己那里。醫生給保爾仔細檢查了身體，巴爾捷利克也以神經病理學家的身份參加了。
檢查之后，寫了如下處理意見：醫務委員會認為柯察金同志必須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長期療養，并進一步認真治療，否則難免發生嚴重后果。
處理意見的前面，用拉丁文寫了一長串病名。從這些病名中，保爾了解到的只是：他的主要災難不在腿上，而是中樞神經系統受到嚴重損傷。
巴爾捷利克把醫務委員會的決定送交常委會批準，沒有一個人反對立即解除保爾的工作，但是保爾自己提議，等共青團專區委員會組織部長斯比特涅夫休假回來之后他再離開。保爾怕丟下專區團委的工作沒有人負責。這個要求雖然遭到巴爾捷利克的反對，大家還是同意了。
再有三個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
抽屜里放著到葉夫帕托里亞去的療養證。
保爾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緊了。他召開了專區團委全體會議，為了能夠放心離開，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當。
就在他要去休養，要去看他一生中從未見過的大海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事，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下班以后，保爾來到黨委宣傳鼓動部辦公室，坐在書架后面敞開窗戶的窗臺上，等著開宣傳工作會議。他進來的時候，辦公室里沒有人。過了一會兒，進來幾個人。保爾在書架后面，看不見他們，但是從說話聲音里聽出有法伊洛。法伊洛是專區國民經濟處處長，高高的個子，一副軍人派頭，長得很漂亮。保爾不止一次聽說他愛喝酒，見到好看點的姑娘就糾纏。
法伊洛過去打過游擊，一有機會就眉飛色舞地吹噓，說他每天都砍下十個馬赫諾匪幫的腦袋。保爾非常厭惡他。有一回，一個女團員找到保爾，大哭一場，說法伊洛答應同她結婚，可是同居了一個星期以后就拋棄了她，現在見面連招呼都不打。監察委員會調查這件事的時候，那個姑娘拿不出證據，法伊洛蒙混過了關。可是保爾相信她說的是實話。保爾留心聽進屋的人說話，他們不知道他在里面，其中一個人說：“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樣？又搞了點新名堂沒有？”
問話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貨。格里博夫淺薄無知，是個大笨蛋，可是不知道為什么也當上了宣傳員，而且很愛擺出一副宣傳家的架勢，不管什么場合，一有機會就顯示一番。
“你給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羅塔耶娃搞到手了。你還說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個娘們，你就放心吧，我準能……”法伊洛接著說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臟話。
保爾感到神經一陣震顫――這是他極端憤怒的征兆。科羅塔耶娃是專區黨委的婦女部長。她和保爾是同時調到這里來的。共事期間他們成了好朋友。她是個大家都愿意接近的黨員，對每一個婦女，對每一個向她求助或請教的人，她都熱情接待，體貼關懷。科羅塔耶娃受到專區委員會工作人員的普遍尊敬。她還沒有結婚。法伊洛講的無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沒撒謊嗎？她可不像是那種人。”
“我撒謊？你把我當什么人了？比她強的我也搞到過。這得有本事。一個娘們一個樣，要用不同手段來對付。有的當天就能弄到手，這樣的當然是不值錢的貨。有的得追上一個月。要緊的是要會打攻心戰。干什么都有一套專門的辦法。老弟，這可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我在這方面是個專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鳴得意，興奮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一小群聽眾慫恿他往下講，他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細節。
保爾站起身來，攥緊了拳頭，他覺得心在急劇地跳動。
“像科羅塔耶娃這樣的女人，你想碰運氣，輕而易舉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夢，可是把她放過去，我又不甘心，何況我跟格里博夫還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賭。于是我就開始運用戰術。假裝順便走進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盡給我白眼。外面對我有不少流言蜚語，說不定已經傳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話，側擊是失敗了。于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嗎，我跟她說，我打過仗，殺過不少人，到處流浪，吃足了苦頭，可是連個可心的女人都沒給自己找到。現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狗，沒人體貼我，沒人問寒問暖……我就這么胡謅瞎編，一個勁地訴苦。
一句話，抓住她的弱點進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陣子我想，見他媽的鬼去吧，演這種滑稽戲，不干了！但是事關原則呀，為了原則，我不能放過她……最后總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負苦心人――沒想到我碰上的不是個婆娘，竟是個黃花閨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還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講下去。
保爾不記得是怎么一下子沖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聲。
“你罵誰？偷聽別人的談話，你才是畜生！”
保爾大概又說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這樣侮辱我？！”
說著，他就給了保爾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爾操起一張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爾衣袋里沒有帶槍，法伊洛才算揀了一條命。
于是，就發生了這樣的荒唐事：在預定動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爾不得不出席黨的法庭。
黨組織的全體成員都到市劇院來了。宣傳鼓動部里發生的事件使與會者很憤慨，審判發展成為一場關于生活道德問題的激烈辯論。日常生活準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黨的倫理道德等問題成了辯論的中心，審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這個案件只是一個信號。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顏無恥地擺出一副笑臉，說什么這個案件人民法院會審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頭，應該判處強制勞動。向他提出的問題，他一概拒絕回答。
“怎么，你們想拿我這件事當做談笑的資料嗎？對不起。你們愿意給我加什么罪名就加吧。至于那幫娘們對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簡單，那是因為平時我根本不答理她們。那件事不過是小事一樁，連個雞蛋殼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會按自己的辦法跟柯察金這個瘋子算帳的。現在沒有我，你們也可以處理。”法伊洛說罷，揚長而去。
當主席要保爾談談沖突經過的時候，他講得很平靜，但是可以感覺得出來，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這里議論的這件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沒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用拳頭用得多，動腦子動得少，不過這樣的時候早就過去了。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醒過來之前，法伊洛的腦袋已經挨了一下子。最近幾年，這是我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擊作風。說實在的，雖然他挨打是罪有應得，但我譴責自己的這種舉動。法伊洛這種人是我們共產黨的生活中的一個丑惡現象。我不明白，一個革命者、共產黨員，怎么可以同時又是一個下流的畜生和惡棍，我永遠也不能同這種現象妥協。這次事件迫使我們討論生活道德問題，這是整個事件中唯一的積極方面。”
參加會議的黨員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把法伊洛開除出黨。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證詞，受到警告和嚴厲申斥處分。其余參加那次談話的人都承認了錯誤，受到了批評。
衛生處長巴爾捷利克介紹了保爾的神經狀況。黨的檢察員建議給保爾申斥處分，由于大會的強烈反對，他撤回了這個建議。保爾被宣布無罪。
幾天以后，列車把保爾載往哈爾科夫。經他再三請求，專區黨委同意把他的組織關系轉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個不壞的鑒定，就動身了。阿基姆是中央委員會書記之一。保爾去見他，把全部情況向他做了匯報。
阿基姆看了鑒定，見到在“對黨無限忠誠”后面寫著：“具有黨員應有的毅力，只是在極少的情況下表現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經系統受過嚴重損傷”。
“保夫魯沙，在這份很好的鑒定上，到底還是給你寫上了這么一條。你別放在心上，神經很健全的人，有時也難免發生這類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復恢復精力。等你回來的時候，咱們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緊緊握住了保爾的手。
保爾到了中央委員會的“公社戰士”療養院。花園里有玫瑰花壇，銀光閃耀的噴水池，爬滿葡萄藤的建筑物。療養員穿著白色療養服或者游泳衣。一個年輕的女醫生登記了他的姓名，把他領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間很寬敞，床上鋪著潔白耀眼的床單，到處一塵不染，寂靜異常。保爾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勞頓，換了衣服，徑直朝海濱跑去。
眼前是深藍色的大海，它莊嚴而寧靜，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樣，伸向目力所及的遠方，消失在一片淡藍色的輕煙之中；熔化了的太陽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遠處，透過晨霧，隱約顯現出群山的輪廓。他深深地吸著爽心清肺的海風，眼睛凝視著偉大而安寧的滄海，久久不愿移開。
懶洋洋的波浪親昵地爬到腳下，舐著海岸金色的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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