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們介紹了朱元璋時代的一些重大事件，是時候對明初的制度作一個概括性的介紹了，這些制度對整個明代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制度背后隱藏著一個秘密，而這個秘密就埋藏在朱元璋的心中。
朱元璋和明朝法制建設 說起法制建設，大家可能很難把這個現代化的觀點和封建君主聯系起來，但朱元璋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他不但制定了完備的法律，還成功的普及了法律。
我們之前說過，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規定了五種刑罰，分別是笞、杖、徒、流、死。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當然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會滿足于這幾種處罰方式的，這五種只是正刑，另外還有很多花樣，之前已經介紹過，這里就不多講了。
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誥》的書，這到底是本什么樣的書呢？為什么它比《大明律》還重要呢？
所謂《大誥》是朱元璋采集一萬多個罪犯的案例，將其犯罪過程、處罰方式編寫成冊，廣泛散發。那么為什么朱元璋要推廣《大誥》而不是《大明律》呢？只要細細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朱元璋確實是個厲害的人物。
根據法理學的分類，《大誥》采用了案例，應屬于判例法，這么看來朱元璋還頗有點英美法系的傾向。朱元璋正確的認識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條文是不可能的，而這些案例生動具體。個個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飯可以當休閑讀物來看，就如同今天我們喜歡看偵破故事一樣，更重要的是，里面還詳細記述了對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種酷刑，如用鐵刷子刮皮、抽腸、剮皮等特殊行為藝術，足可以讓人把剛吃進去的東西再吐出來，然后發誓這輩子不犯法。
把犯人的罪行和處罰方式寫入《大誥》，并起到警示作用，實在是一種創舉。
但問題還是存在的，因為當時的人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數，沒有希望工程，讀過小學（私塾）的已經很不錯了，大家在電視上經常可以看到，城門口貼著一張告示，一個人讀，無數人聽，并不是因為讀的那個人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識字，這是符合客觀事實的，老百姓素質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難普及。
朱元璋再有辦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的老百姓去聽，去讀。這實在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奇人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個匪夷所思的辦法解決了問題。
他的辦法具體操作如下：比如張三犯了罪，應該處以刑罰，縣官已經定罪，下一步本來應該是該坐牢的去坐牢，該流放的流放，但差役卻不忙，他們還要辦一件事，那就是把張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樣東西，找什么呢？
就是這本《大誥》，如果找到了，那就恭喜張三了，如果本來判的流放，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殺頭的罪，那就能撿一條命。
反之，家里沒有這本書，那就完蛋了，如果張三被判為流放罪，差役就會先恭喜他省了一筆交通費，然后拉出去咔嚓掉他的腦袋。
其實從法理上說，家里有這本書，說明是懂得法律的，按照常規，知法犯法應該是加重情節。不過在當時而言，這也算是朱元璋能夠想出來的最好的方法了。
朱元璋通過這種方式成功的普及了法典，雖然具體效果不一定很好，但他畢竟做出了嘗試。
朱元璋的特殊規定在洪武年間，朱元璋規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如果要都寫出來，估計要十幾萬字，這里只簡單介紹其中幾種。不要小看這些制度，在這些制度的背后隱含著深刻的含義 在那個時候，人去世是不能隨便說死的，要先看人的身份，具體規定如下：
皇帝死稱崩、公侯貴戚死稱薨、大臣死稱卒、士死稱不祿、庶人死才能稱死。
這個規定給人們制造了很多麻煩。比如當時官員的喪禮，擺出靈堂，眾人祭拜。當時有很多人都搞“撞門喪”。所謂“撞門喪”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有的根本就不認識。但同朝為官，死者為大，無論好壞都去拜一拜，具體操作過程如下：